空印案对朱元璋有何影响？是惩治贪官污吏还是乱杀无辜？

　　明朝(1368年―1644年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初期建都南京，明成祖时期迁都北京。传十六帝，共计276年。明朝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多民族国家也进一步统一和巩固。明初废丞相、设立厂卫特务机构，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同时也为中后期宦官专政埋下伏笔。明朝时期农民反封建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么下面历史百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空印案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空印案，发生在明代洪武年间。空印，就是在文书上预先盖上印章，需要用时再填写上具体内容。此案在当时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相当程度的重视。朱元璋认为官吏可以利用空白文书簿册作弊，所以要严惩使用盖有官印空白文书簿册者，因为牵连人数众多，为明朝初期一著名大案。

　　有关空印案的处置，以至于发生时间，所杀人数，存在许多疑点。空印案是惩治贪官污吏还是乱杀无辜，后人对朱元璋评价上亦存在分歧。

　　空印案发生背景

　　按明朝规定，每年各布政司、府、县都要向户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税款账目。户部与各布政司、府、县的数字须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结项。如果有一项不符，整个账册便要被驳回，重新填报，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印章。

　　朱元璋时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全国各地官员都要到南京来报送账册。当时上缴的是实物税款即粮食，运输过程中难免有损耗，出现账册与实物对不上的现象是大概率事件。稍有错误就要打回重报，江浙地区尚好，而云贵、两广、晋陕、四川的官员因当时交通并不发达，往来路途遥远，如果需要发回重造势必耽误相当多的时间，所以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使用。这原本是从元朝既有的习惯性做法，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

　　空印案事件经过

　　朱元璋发现空印这种做法后，极为敌视。它的部分原因是，他非常不喜欢蒙古元朝时代已经出现的官僚们的舞弊行为。他严厉地对付带有这种意味的行为。使用空印会给贪污大开方便之门。

　　发生“空印”事件后，史载，朱元璋的反应是“盛怒”，认为这是欺罔行径，丞相、御史都不敢谏言。下令，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

　　同年有星变，朱元璋下诏求言，有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上书朱元璋。郑士利兄，乃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元，受空印案连累坐牢，为避免被认为是“有假公言私者”，等到郑士元出狱后，郑士利这封上书才上交到朱元璋手上。郑士利上书数千言，言数事，其中空印事尤详。

　　郑士利认为，陛下欲治罪这些空印的官员，是唯恐奸吏得到空印纸，弄虚作假危害老百姓，但这是不可能的，并提出了四个观点 ：其一，空印账册盖的是骑缝印，具体到每张纸上印迹并不完整，与一纸一印不同，即使流散出去，也办不成什么事，何况这盖了章的白纸也是轻易拿不到的。其二，钱粮这些账目数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对错，最后户部说了算。而部省间距离，远则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一旦有错，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时间。先印而后书，这是权宜之计，且由来已久。其三，国家立法，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而后根据法律惩处违法者。但是，立国并没有针对空印的法律，大家一直是这么做的，并不知道有罪。如今一旦治罪，不能服人。其四，国家培养一个合格的官员很难，能位至郡守的官员，都是数十年培养所成，这些官员并非草菅可割而复生。

　　朱元璋看罢郑士利的上书后，大怒，命令丞相御史追查幕后主使者。郑士利笑道 ：“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最终没查出幕后主使，郑士利被流放。而且不但空印案中的官员没有因此被赦免，就连已经释放的郑士元也受此连累被抓起来流放了。

　　空印案处置结果

　　《剑桥中国明代史》：“有些材料说，在空印案中有数以百计的官员被处死。”

　　《明史·郑士利传》：“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并充军远方。”

　　方孝孺《叶郑传》：“行省言臣二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后来朱元璋“竟杀空印者”。

　　吴晗《朱元璋传》：“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达七、八万人。”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一》：“叶伯巨郑士利传”载：“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 ”

　　柏桦《朱元璋与空印案》：“因此空印案牵连的人数应该超过千人。按照当时的官制，官吏总数约2万人，惩处千人，占官吏总数的5%，足以引起轰动效应。 ”

　　与郭桓案共计杀七、八万人说及杀数万之说，是当前最通行的说法，大多数与朱元璋有关的论著都采取此说。

　　空印案发生时间

　　空印案的案发时间，以及涉案被杀人数，还存在争议。在案发时间上，有洪武八年(1375年)说，洪武九年(1376年)说，洪武十五年(1382年)说。在涉案被杀人数上，有杀数万之说，有与郭桓案共计杀七、八万人之说。

　　洪武八年(1375年)说，中央民族大学陈梧桐教授曾经有《明初空印案发生时间考》一文，进行了细致的考证。洪武九年(1376年)说，则是根据明人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一“叶伯巨郑士利传”，与《明史・郑士利传》对比而得出的。洪武十五年(1382年)说，因为《明史・刑罚志》持此说，所以为大多数明史论著所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