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成员为何有勇气去挑战清政府都害怕的列强呢？

　　发生于距今120年前的“庚子拳乱”(义和团运动)，不仅缔造最高掌权者同时向11国宣告“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不宣而战)的纪录，更酿成近代以来第二次有外国军队攻入京师的惨剧。作为近代中国重要历史事件之一，何以义和团拥有如此大的动员能力，敢与清军、列强一较高下?究竟是什么样的信仰支持了拳民，使其坚信念“神咒”之后得以“刀枪不入”，实现“扶清灭洋”?

　　义和团看似一个有组织纪律的庞大集体，事实上它并非起于一时一地，而是以清末大刀会、梅花拳、义和拳、神拳、红拳等民间武术与秘密教门为基层组织，由众多系谱的多神主义，所共同组成的复杂运动团体，团员之间的信仰思想五花八门、并不一致，呈现佛道混杂的大杂烩。不过整体上还是以道教观念较多，《义和团乩语》称：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球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会，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路，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由《乩语》可得知，人们以念咒语真言、烧黄裱纸、“画符吞朱”、“降神附体”等神秘主义仪式，而且是请出住在各洞天福地等洞府的神仙下凡(一同下山把道传、请下各洞诸神仙)，或借关圣帝君(关羽)之口降坛：“义和团中得道仙”，证明义和团的道教色彩相当强烈。

　　至于要怎么加强一般人对满天神佛的印象呢?这时每逢庙会各村社邀请戏班子演戏酬神的手法—“社戏”，就成了很好的舞台。義和團“降神附體”所請來的神，不外乎是梨山老母、玉皇大帝、孫悟空、太上老君、关公，就是由民间流传的戏曲而来，又以脍炙人口的《西游记》角色最多。义和团的咒语称：

　　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李天王。金咤木咤三太子，带领天上十万兵。

　　分析以上请神咒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二郎神楊戩、托塔天王李靖、金咤、木咤、哪咤等皆出自《西遊記》或《封神演义》;马超(176—222年)、黄忠(字汉升，?—220年)则是《三国演义》的蜀汉大将;济颠(道济，又称济公活佛，1130—1209年)为北宋高僧，其事迹流传至清代形成小说《济公全传》;飞镖黄三太为清末公案小说《彭公案》中的角色，武功高强。出自清乾隆年间长篇小说《绿野仙踪》的冷于冰，人物背景是明朝嘉靖年间的落第士人，屡次科考不中后散尽家财、抛家弃子，拜在火龙真人门下修行，不但长生不死且有一身高超道行。华陀(?—208年)则是东汉末年医师，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名医之一，为神医的代名词。上述基本都是农民在民间戏曲中耳熟能详的故事人物，极富传奇色彩，所以义和团希望借这些角色的武功、医术、神通法术等，达成神化自身的目的。

　　一般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场反洋排外的政治运动，理应发源自受帝国主义影响的广东、江南或沿海地区，在山东也该是在胶东和烟台，但为何发源地却是在鲁西的曹州府(今山东省荷泽市)、单县(今山东省荷泽市单县)，东昌府冠县(今山东省聊城市冠县)一带?

　　因为鲁西地区士绅阶层不如他地强大，无法起到安定地方的作用，特别是当地普遍贫穷、商业化程度低，环境负载力小，一有天灾出现，马上就会使广大民众陷入贫困、形成流民。

　　同时由于鲁西位于黄河下游，极易受水、旱灾的侵袭，光是从光绪元年(1875)至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1900年，就有特大水灾10次、旱灾5次。此外，还有蝗害、风灾、冰雹、沙灾也都经常发生。1895年至1898年间，黄河几乎年年决口，鲁西一带可说是黄河泛滥区，当地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居无定所。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东巡抚张汝梅对曹州府的奏报是：“一村中有恒产而能自立者, 仅十分之二、三, 无恒产而为佃者, 竟居十之六、七”，可见贫富差距的悬殊。游民好的四处乞讨度日，还有的啸聚山林、聚众起事以抢掠州县。

　　加上清末吏治败坏，赈灾款项经过地方层层盘剥、大小官吏中饱私囊，或是担心影响吏部每三年一次的“京察”结果而隐匿不报，使得清廷专门的荒政机构与救灾赈灾措施发挥不了作用。百姓走投无路，不得不加入各种拳会组织或秘密教门以自保，故当地习武之风盛行、民风剽悍。作为义和团前身之一的“大刀会”(俗称金钟罩)，就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在曹州府应运而生。

　　过去的官府纪载或学术研究中，多认为义和团只是群非常迷信、想要扶清灭洋的乌合之众，但这么做就太将义和团运动给片面化、简单化，忽略了清末的政治经济危机与社会结构变化。迷信、抱团、习武、仇恨洋人都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正反映了清代鲁西、冀南地区广大百姓的艰困生活。当经济基础不稳时，上层结构也终将遭到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