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得弄明白一件事,即太平军扫北(这是太平军自己对北伐的专称,且只要是目标为北京的北伐都叫扫北)为什么会失败?是将领无能还是战略性错误?
定都南京并攻取镇江、扬州后太平军约有50个军(中一至左十,不算水军),号称百万,但能战之士应该只有10万多一些,派遣的扫北军兵力达9个军,且番号都在5以前(武昌之前编成的老部队),总兵力达2万,且这只是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所率的前军和中军,原本还有朱锡锟、黄益芸、林绍璋所率的后队(林、李从扬州出发,在滁州以南回合从浦口出发的吉文元,而后队是从天京渡江北上的)因为迷路错走六合,被六合县令温绍原偷袭,仅朱锡锟带少数人在滁州或临淮关附近追上前队,黄益芸因大营火药库被焚烧死,林绍璋退回天京。
杨秀清在写给林凤祥的诰谕中提到后队时称“左军及右军错路官兵”,这表明后队至少还有两个军(左某军和右某军),只有少数人加入扫北(朱锡锟打黑旗的“先锋营”,似乎只有几百人)是个意外。也就是说,扫北军已集中了太平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强且是精锐中之精锐,指挥官为3个丞相1个检点(当时太平天国一共也只有六个丞相,丞相之上就是东西南北翼王),这样的阵仗差不多是太平军在定都天京情况下所能拿出的力量极限。
但这样的力量是不足以推翻清朝的:从广西到天京尽管太平军一路走过来,但除了大峒一仗歼灭清军四个总兵一个参将,是出色的歼灭战外,其它大小战役都是消耗战、击溃战,清军有生力量损耗有限,被动的原因主要在于无法把握太平军行动方向,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即便如此,太平军1853年3月8日抵达南京城外,19日破城,从广西一路追来的向荣部清军31日即抵达南京城外孝陵卫下寨,仅仅晚了23天,比洪秀全入城更只迟了两天而已。“功莫大于勤王”,清军最担心的就是太平军北上直取北京,当太平军冲过三汊河,攻破滁州,又渡过淮河后,其行军方向已毫无悬念,清廷完全可以动员其尚未伤筋动骨的大半个中国兵力、财力,去专门对付这样一支孤军。
实战中扫北军的胜利基本上都是趁清军当面尚未集结,或自己突然转进而清方围堵体系未及调整之际,如趁江北大营和安徽袁甲三、周天爵部反应不及破滁州、过淮河,趁河南清军尚未完全集结攻破归德府,趁清军集结怀庆城下突然向西,在临洺关击破措手不及的山西军并攻破坚城平阳,趁清军注意力被吸引到山西-北京一线突然掉头向东,攻破只有几百驻防八旗和少数回勇的沧州,等等,一旦清军部署完毕则几乎无能为力,如在河南归德大胜后却攻不破汴梁,在怀庆面对以河内团练为主力的守军久攻不下,敌方援兵抵达后更陷入被动,在山西当胜保等部集结后就走不通北道不得不掉头向东,在杨柳青遇到以谢子澄为首、准备较充分的团练和雇勇就连败三阵,最终让僧格林沁得以从容集结起足以正面击破太平军的人马,等等。从战役战术看,林凤祥、李开芳除围攻怀庆太久和在杨柳青遇挫后不肯立即南撤,结果贻误时机被围歼外,并没有大的失误。
如果主帅换成石达开,在定都天京的情况下兵力不会有明显增加(题外话,定都天京是当时太平天国最稳妥的战略选择,本身无错,错误在于既定都天京又派兵扫北),既然扫北的失败主要是战略性失败,而石达开无权更改太平军的扫北战略,他作为战役统帅未必可以比林凤祥、李开芳等做得更好,从他后来独当一面“远征”的轨迹看,在无后方、无增援情况下他也难以打开局面,且他远征的方向是远离清廷要害的西南,而扫北却要直捣清廷首都,腾挪余地更小。
当然,石达开用兵灵活,头脑敏锐,如果是他为主帅,杨柳青受挫后大约会立即知难而退,这样可以把扫北军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带回太平天国区域,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但他改变不了力量对比,完成不了扫北的终极任务——消灭清朝。甚至退一万步,即便石达开侥幸攻破北京城,同样无法推翻清朝,更无法在北京长久立足,清廷不过较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更早几年受那一番惊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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