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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之战的最终结果如何?对历史有着什么影响

  十一月二十八日,忽必烈决定撤军,从牛头山出发后,一面声言趋临安,留大将拔突儿等帅诸军继续围鄂。一面于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的闰十一月初一,还驻青山矶。第二天,忽必烈在长江岸边,派张文谦告谕诸将,6天后撤离鄂州;自己率军北返,开始了争夺蒙古汗位的斗争。

  南宋方面,鄂州之战的结束使南宋摆脱了一场近似亡国的危机。作为总指挥的贾似道班师回朝,只字不提议和的事情,上表称“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宋理宗亲自在临安城外等候迎接,“依文彦博故事,郊劳于城外”,“择日对御赐宴”,赞扬贾似道“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下诏加其少傅、卫国公衔,可谓隆恩浩荡。贾似道自此走上了南宋末位权臣的道路。参与鄂州之战的诸位大将也都各有封赏,吕文德兼领夔州路策应使,赐钱百万;守鄂州的高达升为湖北安抚副使、知江陵府,赐钱五十万;守潭州的向士壁迁兵部侍郎;刘整升任知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

  历史认识

  关于贾似道是否曾提出过这么丧权辱国的议和条件,自宋代以后的历史文献都言之凿凿,称贾似道先是准备对蒙古割地赔款,但突然赶上忽必烈撤军,因此他趁机对宋理宗谎称大捷,不承认曾经答应过向蒙古承诺过割地赔款之事。后来为了掩饰这段罪行,贾似道还故意扣留蒙古使者郝经,不让他与宋理宗相见。如《中国史纲要》中就称:“南宋的权臣贾似道统率诸路重兵去救援鄂州,却暗中向蒙古军求和,愿意向蒙古称臣纳币,双方划江为界。”

  对这种说法,学者屈超立提出质疑,指出:“鄂州之役时,宋蒙之间曾就议和进行使节接触,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蒙古方称贾似道提出以称臣和‘割江焉界,且岁奉银、绢二十万’的条件退军,却是颇值得怀疑的。”并进一步否定有所谓的“鄂州之和”存在,他认这是忽必烈的策略。一是以此为攻宋翻旧账, 寻找口实、制造舆论;二是可以看成是蒙元的离间之计,混淆事实,以此制造宋廷内部的混乱;三是蒙古军全力攻打鄂州却无功而返,毕竟不是一件光彩之事,如果将退兵之原因说成是南宋妥协投降,就可以为失利的蒙古军开脱。

  可以试想,假设贾似道真的给蒙古开出了这么优惠的条件,那么蒙古在撤军之后理应遣使过来要求兑现,或者在以后侵宋时也可大肆渲染,但是翻遍史书都不见这种记载。如果说因贾似道隐瞒住了真相,那么南宋不见记录情有可原,蒙古方面也无记载就不合情理了。再有,当时贾似道仅仅是宋军的前敌主帅,还不是后来一手遮天的权臣,割地、赔款、称臣等如此重大的事情必须请示宋理宗。秦桧在权势熏天时,主持绍兴和议依然要靠宋高宗做主;更何况这时的贾似道呢?而且,忽必烈作为一个颇有政治手腕的人,难道会去和无权做主的敌方大臣达成和议吗?

  在此提出一种观点:真实的历史情况应是有“鄂州议和”,但无“鄂州和议”。贾似道鉴于双方力量达到平衡,就遣使劝蒙古退兵。宋朝历来有议和传统,贾似道象征性地提出岁币只是权宜之计,但所谓的划江、称臣并不存在,这既是贾似道不敢去做的,也是他根本做不到的。可能有人疑问:为何贾似道不乘胜追击呢?这种想法颇有纸上谈兵、强古人所难的味道。鄂州之战只是守城战,而宋军在战役前后一直苦苦支撑,丝毫未曾占据过上风,防御尚且困难,追击野战恐怕更无胜算。

  抛去贾似道执政后期的过错,他在鄂州之战中的功劳是不容抹杀的。作为当朝宰相,率军入援硝烟弥漫的鄂州城,亲临战斗第一线指挥作战,历史有几人能做到?民族英雄文天祥,晚年关押于大都(今北京)时,曾评价贾似道“己未鄂渚之战何勇也,鲁港之遁何衰也”,客观地指出了贾似道在鄂州之战时的勇敢表现。但是,宋廷在鄂州之战后过分抬高贾似道,令他产生了飘飘然的心态,从此将身上官二代的毛病全部暴露出来,一发不可收拾。

  后世之所以认定贾似道在鄂州有过卖国行为,估计是因为贾似道的名声太臭。加上贾似道在南宋晚年实施“公田法”、“打算法”等改革,触犯了大批士绅、官僚的既得利益。这些人投降元朝后,写出的笔记小说中便大用春秋笔法,正人君子高大全,奸佞小人则一无是处,贾似道是典型的奸臣权相,绝不可立功,那就只能卖国了。不过,南宋末年贾似道倒台后,一些有识之士如黄震说:“方贾似道事急之际,尝约议和。已而往来鄂州与共守战,尝获捷,及元兵解去,遂掩和议不言而自诡再造之功。”宋元之隙的郑思肖,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人士,他也认为贾似道是“殆许岁币”,而蒙古“以许岁币为诚语”,“遣郝经入使索其物”。他们都不认为鄂州议和是一种错误的乃至投降的行径,而是贾似道为促成忽必烈退兵、争取时间的一个权宜之针,同时也批评了他事后向朝廷隐瞒真相和扣留使节的错换行动,可谓公允。

鄂州之战的最终结果如何?对历史有着什么影响

  1274年战争始末

  元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1274),元军突破鄂州(今武汉武昌)地区江防,击败宋军的渡江进攻战。

  至元十年,元军攻占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后,元世祖忽必烈命荆湖行省左丞相伯颜率水、步、骑军20万,分兵三路攻宋。伯颜居中路,率主力沿汉水南进。次年九月,伯颜军至郢州(今钟祥),绕过宋将张世杰部的阻截,南下攻取复州(今仙桃市沔阳)等地。十一月二十三日至蔡店(今武汉汉阳西),进逼汉阳。时宋命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率战船万艘,控扼长江要口;权知汉阳军王仪守汉阳;权知鄂州张晏然守鄂 州;都统王达守阳逻堡(今武汉东);京湖、四川宣抚使朱祀孙率游击军巡江策应。二十五日,伯颜见宋军战舰密布,阻遏入江通道,遂采纳部将建议,拟过沦河(今府河)由沙芜口(今武汉汉口东北)入长江。因夏贵已在沙芜口布兵设防,伯颜便以部分兵力佯攻汉阳,声言取汉阳渡江,诱夏贵调水军往援。十二月初四,元军乘隙占领汉口,继派兵一部袭占沙芜口;并在汉口北凿开汉水堤坝,引战舰入沦河,转沙芜口入江,将全部兵力屯于江北岸。夏贵见势急率水军主力增援阳逻堡,企图阻止元军东下。十一日,伯颜督军进围阳逻堡,连攻三日未下。十三日晚,命右丞阿里海牙以一部兵力继续攻城,牵制宋军;暗遣平章阿术率骑兵3000,利用雪夜乘船溯江西上40里,至青山矶(今武汉东北长江南岸)对岸停泊,拟从防御薄弱处乘虚渡江。次日晨,阿术遣前军强渡至中流,遭宋水军阻截,死伤300余;遂亲率后军继至,击败宋都统程鹏飞所率水军,获船千余艘,立即架浮桥,保障大军渡江。伯颜闻讯,督军急攻阳逻堡。夏贵闻元军已渡江,率战舰300艘东逃,余舰大溃。元军乘势拔阳逻堡,王达及守城将士大部战死。朱孙率部退回江陵(今属湖北荆沙),鄂州江防至此瓦解。元军包围鄂州,焚宋战舰3000艘,切断汉阳与鄂州联系,两城遂相继请降。伯颜留兵4万驻守鄂州,继率主力沿江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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