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监之乱为什么爆发 周公难辞其咎？

　　西周初期三位统治者的叛乱事件被称为“三监之乱”，周公东征，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平定了三监之乱。那么三监之乱为什么爆发，是不是与周公有关?

　　三监之乱为什么爆发 周公难辞其咎?

　　三千余年来，一提起周初“三监之乱”，人们无不指责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无情无义，对周公旦则有口皆碑。周公也因此成为仁、义、礼、智、信的楷模，传颂千古。探究“三监之乱”之根源，周公旦实则难辞其处。

　　先看“三监之乱”的起因。《史记·周本纪》曰：“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叛周。”《史记·鲁周公世家》亦曰：“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尚书·金縢》亦云：“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第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我国权威史书《尚书》《史记》的三则记述把“三监之乱”的原因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那就是：“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将不利于成王，”故“流言于国”而“与武庚作乱叛周。”

　　那么“周公乃摄行政当国”也好，“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也好，有没有让“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的地方呢?也就是说“其群弟”该不该“疑”呢?这就要从周公“摄行政当国”的原因、周公“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后的作为与在王权内部产生的社会影响等方逐一阐述。

　　周公旦“摄政当国”的原因有二：一是“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史记·周本纪》);二是“成王少”(《史记·周本纪》)。因防“诸侯畔周”周公旦不摄政当国，王也可以下命征伐，所以第二点是周公“摄政当国”的最根本的原因。弄清这一根本问题，第一个问题也就无需赘言了。

　　成王继位时的年令，《尚书·金縢》称“孺子”，《史记·周本纪》谓：“少”，《史记·鲁周公世家》曰：“少，在襁褓之中”，《史记·燕召公世家》曰“幼”。称呼不一，但都是强调继位时年纪幼小。“孺子”《辞源》解释为“儿童的通称。”其举例引《史记·留侯世家》：“汉张良曾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故意墮履圮下，要张良下取履，良强忍为老父拾取而履之。老父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孺子可教”一事发生在张良得力士袖百斤铁锤击秦始皇不中而逃匿之后，可见此时的张良应是年轻力壮，不然数百斤铁锤何以胜任?可知“孺子”只是与说话人相比而年纪轻，并非实指多少岁。同样，“少”也不具体指几岁，只是说年龄不很大，可包括六七岁到十六七岁的年龄段，甚至更大。杜甫诗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杜甫离家时已有妻儿，年龄会小吗?“襁褓”所指年龄较准确，应在三岁以下，三岁以上则称“幼”了，“育婴院”“幼儿园”对两辞的概念区分最准。对成王“在襁褓之中”这一说法朱熹批驳甚力。史述周公救乱，作《鸱鸮》诗给成王陈己意。朱熹质问说：“问《鸱鸮》诗，其辞艰芷深奥，不知当时成王如何便即理会得”。连朱熹这样大儒都感到“艰芷深奥”，一个几岁的幼儿如何“理会得”呢?

　　周成王继位时的年龄到底是多大呢?还是让史实说话为妥。

　　《礼记·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史记·周本纪》：“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于成王”。《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周公旦摄政“七年返政于成王”时，“成王壮”。《礼记》曰周时“三十曰壮”，所以《古本竹书纪年》说武王卒年54岁，成王是武王长子，且其同母弟尚有数人，故应在二、三十岁。《荀子》一书根据《周礼》“二十曰弱、冠”和《史记》“七年返政于成王”断定成王继位时应是十几岁。

　　再从成王父武王的年龄看。《礼记·文王世子》曰：“文王谓武王”曰：‘女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女以为何也?’武王对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令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终。”《史记·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尚书·无逸》：“周公曰：‘文王受命惟中身(中年)，厥享国五十年”。史料证明文王确实活了九十多岁。按《礼记》“三十曰壮，有室”的说法，作为继承人的文王三十岁结婚生子，在其正妃十个儿子中排行老二的姬发也该有六十来岁了。所以《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克商后对周公旦说：“自发未生于今天十年。”《度邑》云“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

　　《史记·周本纪》载：“西伯(文王)，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十”应是“七”，因形近而混。由上文叙文王“称王断虞芮之讼”之事后连用六个“明年”，下文接叙“九年”可知。)“武王即位，……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居二年，……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成会。”武王克殷，后二年，武王病……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尚书·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尚书·金縢》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史记·封禅书》亦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总之，武王年长享国之日浅成王便即位了。成王姬诵是武王长子，下边还有几个弟弟。《史记·晋世家》云：“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叔虞姓姬，名虞，是成王之弟。)成王继位之后封他到虞管理封国，年纪应不会大小。武王是太子，按周礼三十岁结婚生子，此时的成王也该有二十来岁了，应是：“弱、冠”之年，决不会是“襁褓”“幼”。

(若按《逸周书·明堂》“既克殷六年而武王崩”，《管子·小问》“武王代伐殷既克之，七年而崩”诸说，成王继位时年龄更大。)周公旦是武王的四弟，周公旦的嫡长子伯禽，《史记·鲁周公世家》是这样记载的：“子伯禽固已前受，是为鲁公。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准夷、徐戌亦兴兵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伯禽受封后在三监之乱中能率兵打胜仗年龄该不会小吧?再看武王五弟叔的儿子蔡仲。《史记·管蔡世家》云：“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训善。周公闻之，而举胡以为鲁卿士，鲁国治，于是公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尚书·序》亦云：“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践诸侯位，作《蔡仲之命》。”(宋蔡沈《尚书集传》曰：“此篇次序当正在《洛诰》之前。周公往营成周，使者告卜，作《洛诰》。”)据1963年陕西宝鸡市贾村塬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记载，周成王五年(周公摄政7年)亲临成周(洛邑)视察并告谕贵族宗子何。正与《洛诰》相互佐证。此时蔡仲由鲁卿封蔡侯年龄亦不小。可在《蔡仲之命》中成王这样称呼蔡仲：“王若曰：‘小子胡(年轻的蔡仲)!惟尔率得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尔侯于东土。……王曰：‘呜呼!小子胡，汝往哉!无荒弃朕命!”成王称年龄不小的堂兄弟为“小子”，似应年长于胡。所以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周公执政称》中断言：“成王年不甚长，周公在严重的局势下称王而治，乃是战国以下人由古代传下来的历史中逐渐演变出的传说;而成王在襁褓之中，周公背负其上朝，则是秦汉间人把这个故事极度夸张的结果。”此结论确为真知灼见。

　　成王继位时不“幼”，更不是“在襁褓之中”，而是在“弱冠”之年(或更大)，那周公旦就没有“摄政当国”的必要，而是尽到“冢宰”的职责就行了。如果实践证明成王确实像殷商的“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那样，再学习“伊尹放之于桐宫”“摄行政当国”也不晚。(见《史记·殷本纪》和《尚书·太甲》)再说，西周王室是嫡长子继承制，特殊情况下可兄死弟及。《史记·管蔡世家》载：“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考(早亡)，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冉季载。”武王崩后，胞兄弟尚有八人。另外武王三公重臣还有军师太公望，太保召公奭健在。这样的皇权大事，以家事论应与其兄鲜及群弟商量后决定;(特别是应征得其兄管叔鲜的同意，因按周兄终弟及应是叔鲜为长。周公处死他是否与此有关只有周公知道。)以国事论应征求其他二公意见。而周公旦却独自作主，以“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早终，成少”为由(见《史记·鲁周公世家》)，匆匆宣布“摄行政当国”。周公旦“摄政”伊始，即以“王”的口气教训成王及群臣。在《尚书》的《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告》等文献中都以“王若曰、王曰”自称。在《梓材》中更是直称“王曰”。《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周公摄政象天子一样“践阼”面南朝见诸侯。这怎不使“群弟疑周公”“将不利于孺子”而“作乱叛周”呢?

　　周公的言行不仅使“群弟疑”，与之同侍武王的开国元勋太公望，召公奭也同样不满。《史记·燕召公世家》曰：“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于是召公乃说。”《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尚书·金縢》亦云：“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无以告我先王。’”

　　就连成王对周公的言行也是耿耿于怀，敢怒而不敢言。《史记·鲁周公世家》载：“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尚书·金縢》亦载：“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

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诗经序》说得更明白：“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王曰《鸱鸮》。”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然成王虽得此诗亦只是未敢诮公，其心未必能遂无疑。”周公东征平乱胜利之后，成王仍对周公旦摄政的行为颇不满，但畏于周公的威势只能生闷气。周公也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作《鸱鸮》诗向成王表白对周朝的一片赤诚之心。就这样也未能对其“遂无疑”。可见成王对周公旦的成见有多深。一直到“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向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史记·鲁周公世家》)成王“方始释然开悟。”(朱熹语)

　　以上陈述可证周初三监疑周公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想抢班夺权，而是维护成王之位。他们“作乱叛周”叛的是周公旦践阼，而不是周朝，目的也是巩固姬姓天下。三监之乱完全是由周公旦“践阼”搞一言堂、不搞民主集中、政策不透明所致。周公旦的独断专行、暗箱操作使圣明的周天子成王都对他产生严重的误解，更何况其“群弟”呢?所以说周公旦对周初“三监之乱”造成的惨重后果，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蔡叔度“既迁而死，”周公闻之，举其子胡为鲁卿士，又言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否是其对叔度“既迁而死”的忏悔?)。“三监”不应该独担其咎。

　　“三监之乱”实质已明，那么三千余载千夫所指的“三监”“畔周”冤案不昭雪，“三监”怎能瞑目于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