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史记·平准书》
汉朝自立国以来,最大的敌人便是北方的匈奴。初期,大汉还处于穷困潦倒、百废待新的阶段。面对匈奴不断来“打谷草”,汉高祖刘邦最开始采取的是以蛮制蛮的策略,想以武力解决边疆问题。但是,在经过“白登之围”后,汉高祖意识到敌强我弱,不宜力拼,于是马上改变战略,采取了怀柔之术,通过送公主和亲和财物利诱,满足了匈奴的欲壑,实现了和平共处的安宁。
吕后在执政期间,冒顿单于递上了一封带有污辱性的求爱信:“太后守寡,孤王丧偶,两相孤独,何不两相和好,互通有无。”大致意思是说:我是一个孤独的君王,生长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很想到中原一游。现如今吕后你新寡,而我又是单身,我们都属于同病相怜的人,郁郁寡欢,心中的苦楚和烦闷无处发泄,我真心希望能和你手牵手,肩并肩,心连心,从此朝朝暮暮长相厮守,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面对这样极具侮辱性的“求爱信”,樊哙提议出兵扫荡匈奴,但吕后最终还是听从了季布的意见,选择了忍气吞声,再送公主并配以金银珠宝等陪嫁品,以定冒顿之心。
吕后延续了汉高祖的做法,暂时解决了匈奴这个难题。然而,这种表面和平的局面始终是包不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到汉文帝时,汉朝和匈奴貌合神离的面纱被撕破,表面上的和平终于被彻底打破了。
当时,汉文帝还是按照汉高祖定下来的规矩,派公主和匈奴的单于和亲。汉文帝前六年(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病死,儿子稽粥继位,号称老上单于。文帝获悉后,马上将宗室的公主许配给稽粥。一场看似欢喜的和亲,却被一个叫中行说的小人物给搅黄了。
汉文帝当时选宦官中行说作为公主的随从,然而,中行说并不愿意当这个费力不讨好的护花使者,并且明确地向汉文帝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是,汉文帝认为他的理由不充分,非要让他去完成这次任务。皇命不可违,中行说在牢骚中上路了:“你们非要逼我去,一定会后悔的。”
果然,很快汉文帝就后悔了。中行说到了匈奴,马上就当了匈奴的走狗,他极尽挑拨之能事,不断破坏双方的关系,不断挑起双方的纷争,大张旗鼓地进行“反汉”。
他首先从思想上教化匈奴人,不要迷恋汉朝送来的绫罗绸缎,这些都是身外物,是消磨人意志,侵蚀人思想的东西,要他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彻底破除过于依赖汉朝的心理。二是从行动上教化匈奴人要读书识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并且教会了他们用文字来记录人口、牲畜情况,绘制地图用以行军作战等。总之,在中行说的鼓捣下,匈奴人很快就变得不安分起来了。
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率十多万大军大举入侵汉朝边界,结果收获颇丰。他们不仅攻占了朝那、萧关,还抢夺了大量百姓和牲畜,长驱直入到甘泉宫。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汉文帝对待边疆问题的底线。眼见匈奴严重触红线之举,他震怒之下,便要亲自率军去反击,结果谁都劝不住,最后还是窦太后亲自出面才阻止了汉文帝的愤青之旅。
此后,尝到了甜头的匈奴人变得肆无忌惮起来,经常出入汉朝边境“打谷草”,其中云中郡和辽东郡成了重灾区,甚至出现了白骨露于野的惨景。
一个小小的宦官,挑起了两国长达四十余年烽烟不断的征战,这是汉文帝不会料到的,也是汉人无法理解的,更是后人引以为叹的事。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到汉景帝时,匈奴依然我行我素,特别是七国叛乱时,匈奴磨刀霍霍,准备对汉朝来一次惊天大逆袭。结果他们的刀还没磨快,叛乱就被平息了,使得他们精心打造的计划胎死腹中。
随后,聪明的汉景帝依然采取和亲政策,极其大方地将公主和钱财往匈奴那里送,虽然匈奴人还是没死心,但从此“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到汉武帝时,匈奴如幽灵般如影相随,避不开、躲不了、逃不掉。这时候,汉武帝对匈奴面临是战还是和的抉择。最终,他选择了战,且坚定地血战到底,一雪国耻。这也是汉武帝在继思想革命之后,做出的第二个大举措。
如果说汉武帝的思想革命是为了治国、理国的需要,那么,他坚定地平定匈奴就是护国强国的需要。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摒弃汉高祖一直流传下来的和亲政策,另辟蹊径地动用武力。
的确,汉朝经过五代人的共同努力,通过休养生息政策,这时的汉朝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已是一跃千里,粮多、钱多、马多、武器多、军队多。
粮多解决了吃的问题,钱多解决了穿的问题,马多解决了行的问题,武器多和军队多解决了打仗的问题。总而言之,这五个多合起来就能解决战的问题。
就在汉武帝磨刀霍霍,准备战的时候,匈奴人似乎闻到了不祥的气息,主动投来了“和”的橄榄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的单于派使者到长安求见汉武帝,请求和亲。
为此,汉武帝马上召开了一次朝议,讨论接不接受和亲的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方面主动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落得个广开言路的好名声;二来测一测大臣们对边疆问题的期望值,为自己的武力平定匈奴做铺垫。
朝议开始后,一改上次汉武帝为窦婴和田蚡举行辩论会时的沉闷,现场气氛非常火热,“主和派”和“主战派”讨论得热火朝天。
首先,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大行(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部长)王恢发言。王恢之所以能成为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他长年在基层工作,而且还经常与匈奴打交道,主张以武力解决匈奴问题是其深思熟虑之后的举措。
随后,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御史大夫韩安国进行了陈述,他强调与其摸着石头过河,冒险和匈奴人进行刀锋上的较量,不如放下屠刀,立地求和。
一边主战,一边主和,相对相立,相映成趣。一边战鼓隆隆,铁骨铮铮,意气风发,似乎在谈笑间,在弹指一挥间,匈奴便灰飞烟灭了。一边和风徐徐,言辞灼灼,灯火阑珊,似乎在花好月圆间,在举杯邀明月间,大汉王朝便能和匈奴永远和平共处下去。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让裁判长汉武帝很为难啊。为此,他决定充分发扬民主,请与会的大臣们进行一次“公投”。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支持王恢的居少,支持韩安国的居多。
看到这个结果,汉武帝很无奈,他的原意是主张动武的,但此时的“臣意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大多数大臣还是保守派,还是愿意继续走和亲的老路线。
既然如此,那就再忍忍吧,再等等吧,忍到条件成熟时再说,等到东风来时再谈。汉武帝权衡利弊和轻重后,宣布同意韩安国的意见,继续和亲。
主和派和主战派的第一次交锋最终以主和派的胜利告终,但主战派却如革命的种子,虽然还是“星星之火”,但成“燎原之势”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隐忍与负重是一把双刃剑,当忍无可忍,无法承重之时,也就是物极必反之时。果不其然,汉武帝和匈奴的和亲只走过了短短三年的“蜜月期”,便进入了“更年期”。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第二次召开朝会,商议匈奴问题。
这次汉武帝一改往昔先听大臣发言,再做决定的传统做法,会议一开始,他就主动提出自己的主张:“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慢,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悯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
汉武帝的话里表达了三层意思:我对待匈奴,又是嫁送公主又是赠送礼物,可谓仁至义尽,而匈奴呢?他们又是侵我土地,又是掳我臣民,可谓无礼至极、傲慢至极、可恶至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所以我决定对匈奴用兵。
这一次汉武帝改变思路,创新思维,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地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有了汉武帝的金玉良言,主战派代表人物王恢勇气大涨、信心大增,又是第一个站出来举双手加双脚表示强烈支持。但是,主和派的韩安国也不甘落后,同样站出来举双手加双脚表示强烈反对。这一次主战派王恢和主和派韩安国又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这一次两人通过讲故事,以事喻人;讲实际,以理服人;讲策略,以诱伏人。
王恢充分发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阐述了自己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归纳起来就是十六个字:以饱待饥,以利诱之,以逸待劳,以伏击之。
这就是历史上的马邑之谋。
王恢的话有理有序有节,有因有果有方案,汉武帝听了大为高兴。他没有让辩论再继续下去,而是以“裁判长”的身份宣布同意王恢的意见,同意对匈奴开战。
就这样,马上演了闻名天下的“马邑之谋”。
就这样,汉朝和匈奴之间靠和亲政策维持了多年的“伪亲密关系”彻底破裂,表面的和平被撕碎,一场长达四十四年之久的攻防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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