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79年7月初,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城西)被辽军打败。9月,辽燕王韩匡嗣、耶律休格等又率军南进,攻镇州(今河北正定),进至河北满城,与宋军遭遇。宋军先派人向辽军诈降,以麻痹韩匡嗣,然后,以一部突然进至辽军阵前,一部迂回到辽军背后,前后夹击,大败辽军,史称满城之战。
辽乾亨元年七月,宋攻辽高粱河之战后,宋太宗赵光义料辽军必将反攻,遂分兵屯守要冲之地,御辽南进。命河阳节度使崔彦进等镇守关南(今河北高阳东);以都钤辖刘廷翰、钤辖李汉琼戍镇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令殿前都虞侯崔翰知定州,节制缘边诸军,准其便宜从事,并授阵图予诸将。九月初三,辽景宗耶律贤果命燕王韩匡嗣为都统,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率兵数万自南京(即幽州,今北京)分两路南下,企图进攻镇州。东路由韩匡嗣、惕隐耶律休哥、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等率领,沿平原开进;西路由南京统军使耶律善补率领,沿山后南趋。三十日,辽军进抵满城西集结。
时刘廷翰已率部列阵于徐河(今河北满城北),崔彦进率所部自关南北上黑芦堤(今河北容城西南)北转向西进,沿长城口(今河北徐水西北)潜师辽军侧后,对辽军形成夹击之势。未几,李汉琼、崔翰亦领兵抵徐河,下令按太宗所授阵图布八阵。右龙武将军赵延进登高瞭望,见辽军势盛,冒违诏改阵之罪,力主集中兵力对敌。监军李继隆附议,崔翰乃示形应变,改八阵为二阵,前后相副。
及辽军列阵,宋遣使赴辽营诈降。耶律休哥识破宋军企图,劝韩匡嗣严阵以待,不可轻信。韩匡嗣不听,放松戒备,果遭宋军突袭。辽军仓促应战,指挥失措,大败。韩匡嗣引兵向西溃逃,又遭崔彦进伏击,死伤甚众,残部逃往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北)西。宋军乘胜追击,又斩杀辽兵万余,获战马干余匹。耶律休哥整兵而战,宋乃罢兵。辽西路军闻韩匡嗣败奔,亦收兵而还。
满城之战,辽人为报宋军围燕京之役而来,战前目标是进攻镇州,但这其实并不是其此战的真正目标,因为镇州、定州、关南是宋军河北边境屯兵的重镇,决不会让辽军轻易夺取的,如果辽人真的要蚕食宋朝领土、占领大镇的话,事先应有更加细致的筹备,所以料想其目的不过是侵边掠夺,顺便再羞辱宋人一次而已,能取镇州更好,取不得便不失时机地退回。
宋军在高梁河败后就已经做好了抵御辽人南犯的准备,宋太宗在边境要地置将屯兵,并任命了一个统一指挥官——都钤辖刘廷翰。这个指挥官的设置大有文章,宋太宗在军事上虽说糊涂,但还不傻,知道统一指挥权的重要性,但他又不敢让威望高、资历深的大将来做。他留下的各路屯军将领中,孟玄喆、崔彦进、李汉琼都是节度使(节度使在宋朝虽说没有实权,但标示着资望或军功),崔翰是殿前都虞侯,地位也与节度使基本相当,而刘廷翰是观察使,比节度使要低一级。这就是宋太宗的“用心良苦”之处,故意在诸将中找个威望最低的来做总指挥,以平衡其它将领的影响力。当然,在此战中,各路大将还是听命于刘廷翰的,没有造成矛盾和摩擦。
宋太宗能够留兵屯驻边境防守并统一指挥权,还给了便宜行事的权力,这说明他的脑子还是比较清醒的。可是他这个人最喜欢在关键时刻画蛇添足,本来这样已经很好了,他偏偏又留了个“阵图”来束缚将领的手脚。宋军将领在与辽军对阵的时候,觉察到了这个阵图完全不可行。赵延进、李继隆劝谏主将刘廷翰变通一下,刘廷翰却有些懦弱,不敢擅改诏旨,直到赵、李二人都表示愿意为失败负责时才答应,可见这个被赵光义钦点的主将果然是听话。反观赵延进、李继隆二人,不但能够就战场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并有敢于负责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宋军知辽军气焰嚣张、不可一世,还能将计就计,用诈降的办法来麻痹敌人。
宋军的几路部队因有统一指挥的部署,配置得也比较合理,崔彦进在北,崔翰、李汉琼在西南,刘廷翰在东,布成一个口袋阵一齐突然进攻,使辽军慌乱而溃,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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