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文治武功成绩斐然,虽然有各种不足和缺陷,但却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王朝。
而这个王朝前后维持了近300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王朝的军队自始至终都比较能打,不仅能打,而且比较忠诚。(注意:这是相对于唐宋的前强后弱,以及有能力无忠诚或有忠诚无能力的情况。)
那么明朝的军队为什么能持续三百年长盛不衰,既能打又忠诚呢?这件事还要从洪武皇帝朱元璋说起。
朱元璋定天下后,对于军旅出身的他最清楚军队对于一个皇帝一个国家的意义。用好了,能开疆拓土,保境安民,用不好就会造反谋逆,分疆裂土。
因此,为了尽最大可能的控制军队,同时又使国家保证足够的对外作战能力(明初北方边事还是很紧张的,元朝残部的作战能力十分可观),而创立了“卫所制度。”
所谓卫所制度,通俗的解释就是指国家按照军队特点和驻地,征调农民从军,此为世代为军的“军户”,军户吃住都在卫所驻地。这种自力更生开垦种植,寓兵于民,兵民合一的政策,既减缓了国家平民养兵的负担,又保证了军队具有职业性质,能够负担剧烈的对外作战。
朱元璋采纳刘基的这一“发明”是吸取了募兵制和征兵制的缺点,得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中国古代募兵制和征兵制都存在了较长时期,各有利弊。
征兵制全民皆兵,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使用便捷,国家无负担。但是,缺点也十分明显,那就是战斗力极其低下,对付低烈度的战争尚可勉强支撑,对付高烈度的作战则力不从心。
而随着异族崛起,征兵制无法满足国家需要,便开始了职业军人的募兵制。这种制度以战国和唐代最为鼎盛。
战国诸侯纷争,战火连年,唐代则以节度使自行编练部队,勇悍无比。故此,有人称战国和唐代是中国武力鼎盛,正是与军队中有大量的职业军人有关。
但募兵制最大的问题是:骄兵悍将尾大不掉,时常造反。
从唐中期到宋初,延续百年的武将拥兵自重,换皇帝如换衣服,改朝代如儿戏,就是因为募兵制的弊端得不到制约。
宋太祖赵匡胤是职业军人出身,他深刻知道其中利害,故此他“杯酒释兵权”,建立直属于皇帝的禁军制度,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终于把全国武力控制于手中。可“兴一利必生一弊”,宋朝的军队也因为这种制度而臃肿无能,面对外敌被打的鼻青脸肿。
直到朱元璋手中,中国的军队制度再次得到改革,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卫所制度。
明朝实际统帅军队的机构叫五军都督府,而平时军队的给养、训练、征调和装备则归兵部管辖。
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一个有统兵权,一个有统兵权,一个有军令全,相互制衡,彼此制约。
平时卫所兵种地训练,遇到战事,集中使用,五军都督府委派主将,待战役结束,交回兵权,各卫所兵再回原地。
如此一来,兵将之间无直接人身依附关系,而部队又得到了充分的训练。
再加上明朝严密的特务制度,武将造反几乎不可能。
也就是在“卫所制度”下,明朝军队百余年长盛不衰,抗击外敌,自力更生,且忠心耿耿。
但是,还是那句话“兴一利必生一弊”,卫所制度在明朝中后期也无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
原本用于战争的军户被上级当做谋取钱财的工具,卫所长期人浮于事,吃空饷,上级把军户当成生产奴隶。原本用于养活军户,节省国家财政的卫所耕地,被豪强地主大量圈走,军屯名存实亡。中央的精力被皇帝、太监、东林党的内斗耗费了几乎全部精力,谁也不去操军事的心。
各种综合因素综合起来,明朝的军队质量开始下滑。
但这种局面伴随着倭寇横行和后金的崛起再度被改观。
从戚继光戚家军开始,李如松辽东铁骑,袁崇焕的关宁铁骑,卢象升的天雄军,孙传庭的秦军等募兵,皆一时之选。
所以明朝的军事力量其实是“两头大,中间细。”
所不同的是,形势逆转,洪武皇帝当年以江淮兵横扫天下,而坐拥九州的明末却土崩瓦解。
究其原因,洪武反抗元朝统治率领的是全国百姓,而明末诸王做大,贪官污吏横行,土地兼并严重,再遇到饥荒,明政府成了全国百姓的对立面,所以明政府兵粮具亏,而李自成被打的只剩18骑却能以“燎原星火”迅速东山再起。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以大军逼北京,沿途明军望风归降,人们不禁要问,曾经忠诚的大明军队这么快就没有气节了吗?
嘿嘿,失去百姓的军队再精锐也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多年的厮杀早就把明朝的军队耗尽了,当时沿途守卫北京的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民夫,哪里还有什么大明军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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