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防御作战 无名高地成为越军的伤心高地

　　在一九八四年老山地区防御作战中，为保障进攻老山部队的侧翼安全，我连奉命于四月二十六日占领八里河东山的某高地，之后，又克服重重困难，在敌人鼻子底下潜伏了七天七夜。从五月三日下午与敌特工队交火开始，到五月十四日晚上，越军先后调集四个连及特工队，在炮火支援下，向我连一个加强排防守的某高地发动了两次偷袭，十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先后向我阵地倾泻各种炮弹两千五百余发。我连干部战士发扬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与敌激战十天十夜，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先后共毙敌六十六名，伤敌八十余名，实践了全连“宁让自己鲜血流，不让祖国寸土丢”的誓言。上级给我连记了集体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我连“边防钢七连”的称号。

　　上得去，藏龙卧虎伏奇兵

　　我们受领任务后，于四月二十五日二十二时向八里河东山开进。为了长期坚守阵地，大家留下背包、雨衣，尽可能地多携带弹药和干粮，有的同志负重达五十公斤。当晚，毛毛细雨纷飞，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沿途山高坡陡，草深林密，山石峥嵘，路烂泥滑，行军十分艰难。副连长何正昌带领工兵班走在最前面，他们钻荆棘，爬陡坡，脸划破，手刺伤，摔了一跤又一跤，他们全然不顾，奋力为部队开辟通路。大家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悄悄地摸索前进，跌倒了爬起来赶上去，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掉队。有的新战士，一晚上竟摔了二十多跤。

　　共产党员、九班长刘永忠，摔倒后膝盖上被利石划了一寸多长的口子，他一声不吭，爬起来又继续前进，两天后血和裤子沾在一起，撕也撕不开，直到他用水去浸伤口把裤子撕开时，战友们才知道。就这样，地图上五公里的路程，全连脚不停地走了整整十二个小时，终于在第二天上午提前五分钟到达了目的地。这时，全连同志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许多同志的手上，腿上留下了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大家顾不得休息，立即在前沿阵地一线展开，转入防御。

　　我们占领的阵地，通过一道山梁与敌占高地紧紧相连，距敌最近的地方仅一百三十多米，完全在敌火力控制之下。敌高我低，草深林密，易攻难守，地形对我十分不利。上级要求我们在占领阵地后潜伏下来，在老山战役打响之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准暴露目标，不准惊动敌人。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全连同志以邱少云为榜样，以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战胜了重重困难，硬是在敌人鼻子底下隐蔽了七天七夜。

　　要隐蔽保存自己，首先要修整和改造工事。白天不便行动，只有晚上才能进行。为了不发出响声，高地上的同志们在副连长何正昌和一排长冯文明带领下，用铁锹轻轻地往里铲，用双手一点点地抠，手上打起了血泡，手指抠出了血。经过连续几夜的努力，全连修整好掩蔽部二十多个，堑壕四百二十米，挖单人掩体和猫耳洞三十多个，敷设地雷三百八十余颗，站稳了脚跟。

　　潜伏期间，敌人曾多次向我高地进行盲目射击，并多次下到我阵地前沿搜索、巡逻。最长的一次有一个多小时，最近的一次距我们约三十米。潜伏在阵地上的四十多名干部战士，执行命令，严守纪律。四月二十七日十一时三十分左右，四名敌人来到距我一班副班长李发顺、新战士陆通明潜伏处约三十米的地方坐下抽烟，小陆紧张地朝副班长看了一眼。李发顺连忙向他使了个限色、意思是说不要慌，沉住气!小陆很快镇定下来，继续一动不动地监视着敌人。二十多分钟后，敌人起来走了，他俩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为了不暴露目标，后方不能经常往高地上送给养，这就给全连尤其是高地上的同志带来了极大困难。头三天，坚守高地的同志全部吃的是干粮。后一段，饮水和饭食是从距阵地五公里远的地方翻山越岭送来的，每天只能吃上一顿冷饭，每人两天才分到一壶水。水不够喝，碰到下雨，他们就用塑料布接雨水喝;晴天时，唇干舌燥，嗓子冒烟，只能接几滴树叶上的水珠润润喉咙。白天，敌人活动频繁，不能睡觉;晚上，蚊叮虫咬，也睡不踏实。有时打个吨醒来，脸上;叮着不少蚊子，咬得到处都是疙瘩。为了防止抽烟的火光被敌人发现，高地上二十八名吸烟的同志也不得不戒了烟，烟瘾难熬时，就拿出烟来闻闻烟味。副连长何正昌、排长冯文明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坚守在阵地上。指导员郭锦际、连长帕安柱利用晚上送补给品的机会，轮流到各个阵地上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住，坚持住就是胜利”。

　　由于山头上白天和晚上温差很大，加上下了几场雨，绝大多数同志都患了病。副连里何正昌上阵地的第二天就拉肚子，党支部书记、连长帕安柱几次要换他下去休息，他都不同意。二班长郑光坤患了支气管炎，经常咳嗽。为了不咳出声来，他用帽子、毛巾捂住嘴，钻进猫耳洞里轻轻咳几声，憋得脸通红，汗珠直往下掉。要换他下去，他坚决不干，说：“要换换别人，我是班长，哪里也不去，班里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二班。”就这样，在七天七夜里，全连同志没有洗过一次脸，没有换过一次衣服，没有好好吃过一餐饭，没有美美地睡过一次觉，人人浑身都是泥，眼里布满了血丝，非常疲劳。但是，同志们以惊人的毅力坚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全连上下只有一个信念，即使吃尽千般苦，也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只要人民需要我，流尽血汗也心甘……

　　四月二十八日上午，我边防部队收复老山的战斗打响后，在某高地上的副连长何正昌主动观察敌情，及时向上级报告。当他发现敌六门82迫击炮正进入阵地，准备对我实施射击时，立即向前线指挥所报告，并为八、九连火力排指示目标，以猛烈炮火摧毁敌迫击炮四门，毙敌十余人。

　　守必坚，固若金汤敌胆寒

　　五月三日下午，太阳火辣辣的。十六时二十分左右，十多名敌人离开他们的阵地向我高地搜索而来。潜伏在前沿哨位上的共青团员、三班长李开华和副班长周善清紧紧盯住敌人，一动也不动。走在最前面的一名越军，身穿短袖伪装衣，端着冲锋枪向我阵地摸来。十米、五米、四米、三米，眼看就要进入堑壕，不打不行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班长李开华当机立断，一跃而起，迎头一个点射，敌人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了下去。后面的越军吓得掉头就跑，李开华追着敌屁股扫了一梭于又打倒两个。刹时间，枪声四起，敌我双方展开了激战。敌人居高临下拚命用高射机枪和重机枪、迫击炮射击，李开华同志不幸中弹牺牲。同志们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了一份被鲜血染得通红、没有来得及上交的入党申请书，上面写着：“……我是中华儿女，母亲需要我的时候到了，人民需要我的时刻到了，请党在战斗中考验我吧。”字字句句充满了赤子之情，爱国之心。李开华的牺牲，激起了战友们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党支部及时提出“血愤要用血来还，为李开华烈士报仇”的口号，用电话传到各个阵地。各个班举行了宣誓仪式，大家同仇敌忾，决心严惩侵略者，向敌人讨还血债。

　　五月四日上午，敌人又以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向我一、三班阵地进攻。共青团员、一班长赵文友和三班副班长周善清分别指挥战士们用交叉火力把敌人打了下去，当即毙敌七名，伤敌五名。

　　下午四时，为了让坚守在高地上八昼夜的一排下来休息，连队派我率三排加五班接替了高地的防务，当时我任副指导员。上阵地后我们迅速熟悉地形，明确任务，部署火力，制定方案，加修工事，决心做到“人在阵地在，为牺牲的战友报仇”。连长帕安柱根据高地上草深林密、视界有限的特点，提出“看不见敌人不打，敌不到三十米内不打，充分发挥手榴弹的作用”，要求大家把敌人放到近处来狠狠地打。

　　敌人经过一天喘息后，于六日中午派出二个排的兵力，利用齐腰深的茅草和一排排野芭蕉树作掩护，偷偷地向八班方向摸来，妄图偷袭我阵地。正在前沿站岗的共青团员、八班长张永山发现敌人后，立即让陈世友去叫醒正在休息的战士。这时，走在前面的三个敌人发现了张永山，正面的一个家伙立即开枪射击。张永山眼明手快，一个点射回敬过去，立即将敌击毙。左面的敌人打了一个点射过来。他掉转枪口，一梭子扫过去，将敌人送上了西天。右面的敌人依托有利地形向他射击。张永山刚抓起一枚手榴弹，右大臂突然被子弹打穿，鲜血一下涌了出来。他忍住剧痛，用左手抓起手榴弹，用牙咬掉拉火环，连续向敌人投过去四枚，当即炸死敌一人、炸伤敌三人。他孤胆作战，掩护全班迅速进入阵地，战友要把八班长送下去，他坚决不同意，生气地说：“我们班新同志多，我不走!”我命令他下去，他激动地用左手紧紧抓住我的手说：“要战斗就会有牺牲，我们班没有党员，请组织让我象党员一样战斗，就是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也在所不惜。”当同志们把他按在担架上时，他还流着泪说：“副指导员，让我留下吧，我还能坚持俄斗，我要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敌人见偷袭不成，很快又组织了一个连的兵力分两路向我阵地发波起冲击。我冒着敌炮火来到各班阵地嘱咐大家：“沉住气，不要慌，等敌人靠近再打。”大家怀着对敌人的仇恨，一直把敌人放到二、三十米才开火。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激战，敌人队抵挡不住，又溃逃了回去。在这次战斗中，共青团员，新战士安吉昌不幸身负重伤，光荣牺牲。在阵地上，安吉昌每天都要拿出一张亲朋好友的照片，在上边写上几句里话。他在母亲的照片后面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妈妈，我现在在阵地上。我们已经打退敌人好几次进攻了。儿深知守卫高地的意义。也许我就会在这里与你诀别，望妈妈不要难过，好好地生活，幸福地生活。”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更多的母亲能够幸福地生活，安吉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一天，我们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毙敌十七名，伤敌十二名。

　　五月七日战斗更激烈。屡遭失败的越军以两三个连和一个特工队的兵力向我发起轮番进攻，企图一举拿下我高地。战斗从十八时开始。敌人首先用一O五毫米、一二二毫米重炮向我们轰击，阵地上硝烟弥漫，弹片横飞。整个晚上，在不到四百平方米的高地上落下了几百发炮弹，高地表面的植被波炸坏，到处弹坑累累，通往各个阵地和后方的电话线全都炸断了。十八时二十五分，敌以两个加强连兵力，分三路向我高地进攻。激战二十分钟，被我击退。之后，故又在炮火掩护下接连三次向我发起进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近六个小时。

　　经过连续几昼夜的鏖战，同志们已相当疲乏。许多同志眼窝深陷，站着都摇摇晃晃，战斗间隙，靠在工事墙上就睡着了。指导员郭锦标通过电台问三排，需不需要换下来休整，我代表全排坚定地说：“请支部和营、团党委放心，我们还能坚持战斗，保证人在阵地在!”全排战士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顽强地坚守在高地上。

　　战斗越打越激烈，我们的干部战士也越打越勇敢，越打越精明。敌人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又一次集中高射机枪、重机枪和无后座力炮对我射击。我及时通过电台以求上级炮火支援。我后方的炮群立即“发言”，很快压制了敌火力。这时，敌人顺着山梁冲到距八班阵地十多米远的凹部，利用一棵大树作掩护，架起轻机枪向我们扫射，手榴弹投到了我们堑壕边上。五班正面之敌也嚎叫着冲了上来。面对着气势汹汹的敌人，我高声喊道：“不要慌，用手榴弹敌人再硬也硬不过我们的手榴禅。”八班以大树为目标连续投弹，很快就把敌人的机枪打哑了。七班和九班方向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我跑去支援，发现敌一挺重机枪对七班威胁最大，立即将火箭筒手赵兴权调来，命令他将其摧毁。赵兴权不顾生命危险，跃出堑壕，灵活地利用乱石作掩护，先后抢占了两个发射阵地。因敌高我低，不能发挥火箭筒的威力，没有发射。眼看敌人的重机枪火力压得战友们抬不起头来，赵兴权两眼冒火，咬紧牙关，连续翻了几个滚，终于占领了阵地前沿五米处的一个小土包，向敌瞄准，听得“轰”的一声，敌重机枪被打得跳了起来，三名射手也一命呜呼。为了保存实力，长期坚守阵地，八班代理班长杨志华把全班分成两个组，每次战斗都留一个组在后面作预备队。他与新战士王达勇各持一支冲锋枪组成交叉火力，封锁前沿，让战士陈世友专门投手榴弹，新战士黎勇负责运送和装填弹药。由于组织得好，他们班共打退敌人十一次冲击，毙伤敌十七名，自己无一伤亡。连队及时表扬了八班，推广了他们的经验。

　　天渐渐黑下来了，敌人借夜幕的掩护仍在不断地对我们进行冲击。我到各个阵地嘱咐大家：天黑了少打枪，轻、重机枪不要轻易暴露火力，要多用手榴弹杀伤敌人。正当我准备返回掩蔽部时，敌人进攻前的炮击又开始了。突然，一发炮弹呼啸而来。我看见救护组的张德良在抢救伤员，来不及隐蔽，准备冲过去扑在张德良身上。这时，炮弹爆炸了，一块弹片打进我的右胸，气浪把我冲倒在张德良身上。共青团员，卫生员何成江抢上来给我包扎。我反复叮嘱小何，千万要保密，不能让战士们知道。连长帕安柱通过电台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架冒着炮火前来抢救。我请求连长：“不要派担架来，我还能指挥战斗。”连长告诉我“这是营部的命令，已派副连长来接替你。”我激动地对连长说：“我是阵地指挥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不能离开战斗岗位。我的伤很轻，还能坚持战斗。”直到团首长下了命令，副连长来接替。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阵地。

　　在这天的战斗中，许多同志在生死关头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奋不顾身地冒着敌炮火抢救战友。共青团员、卫生员何成江在抢救七班战士李光年时，听到敌炮弹落下的声音，立即扑在李光年身上，负了重伤。新战土李永春背着伤员李家立后撤时，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李家立，光荣牺牲。六班战士马明学四月二日收到家中来电说“父亲病危”，要他“速回”，他没有给领导讲。四月七日他得知父亲病故的消息后，在极度悲痛中，流着泪向领导表示：父亲病故是个人的事，是小家的事，部队打仗是大事，是国家的事，请领导放心，我一定能正确对待。五月七日，他奉命和刘加林上高地抢修电话线路，在听到九班有个战友负伤后，主动冲过去进行抢救，不幸中弹牺牲。他们为了战友的安危舍得牺牲一切的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经过激战，我们又毙敌二十三名，伤敌二十五名。

　　五月九日凌晨，敌人两个连再次展开队形，准备向我进攻。当敌人的行动被我察觉后，我方炮群立即对敌阵地和进攻出发地实施猛烈轰击，打乱了敌人的队形。敌二连向其上司报告;“连长和二十三名战士重伤，指导员死亡，整个连队基本被打光，已无战斗力。”敌一连连长也惊呼：“要赶快撤退，如等到天亮，将全部被歼。”

　　我们连象颗“钢钉”牢牢地“钉”在高地上，敌人不论白天来还是夜晚来，不论是强攻还是偷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面前都碰得头破血流，始终未能前进一步。我们的高地成了越军的“伤心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