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都尉古剑
白居易 〔唐代〕
古剑寒黯黯,铸来几千秋。白光纳日月,紫气排斗牛。
有客借一观,爱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
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
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不愿报小怨,夜半刺私仇。
劝君慎所用,无作神兵羞。
译文
这是一柄冷冰冰、暗幽幽的古剑,铸成以来,已经历了几千个春秋。
那白色的剑光可掩日月,那紫色的剑气上冲斗牛。
有一位客人想借来观赏,只因剑主珍爱它,不敢请求。
在玉匣中它清澈发亮,好像澄明的秋水止而不流。
最珍贵的宝物自有它的本性,那份精纯和坚刚,并世无俦。
虽然可以使它一寸寸地折断,却不能使它化作绕指弯柔。
希望它让正直的人士大快心意,将用它来斩断奸臣的人头。
不希望它被用来报复个人小怨,在半夜的时候去刺杀私仇。
劝你使用时务须谨慎,不要让神兵利器为你而抱愧蒙羞。
赏析
白居易的讽喻诗,善于运用变化万端的比兴手法,塑造各种真实的受迫害者的艺术形象,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统治者的暴政和不合理现象,因而这些诗不少成为反映现实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名篇,《李都尉古剑》就是其中一首十分出色的咏物诗。这首诗所运用的比兴手法是很高明的,通篇只借用一把李都尉古剑作为描写对象,但每一个字都是作者自身的写照,意思极为明确,虽然着墨不多,而出语却纡徐委婉,具有无穷转折之妙,耐人寻思。
从结构上看,这首诗可分三个层次。从开始至“ 秋水澄不流”八句主要是表现古剑外表的不同凡俗。首句写“古剑寒黯黯,铸来几千秋”,是用“寒黯黯”三字描绘古剑寒光闪闪,灼烁不定的形态,刻画剑的不凡,不从剑的锋利入手,而仅表现其剑光闪。
烁不定,正是该诗的高明之处,未睹剑先见其寒光凛凛,足以说明这是一柄锋利无比的宝剑。“几千秋”上承“古剑”的“古”字,古而且利,则此剑为至宝就毫无疑问了。为了进一步渲染这柄宝剑,诗人进一步写道:“白光纳日月,紫气排斗牛。”据王嘉《拾遗记》载,越王勾践曾以白牛白马祀昆吾山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其一名为掩日,用其指日,日光尽暗。其三曰转魄,指月则蟾兔为之倒转。诗人借用这个典故,极力夸张表现宝剑的非同凡俗之处。这四句是从诗人的角度描绘宝剑的不凡,为了印证自己的看法,下面四句又用旁观者的评价加以证实。客人看到宝剑“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东汉袁康《越绝书》:“太阿剑,视之如秋水。”用秋水形容剑光,由来已久。诗歌继描绘古剑“寒黯黯,可以“纳日月”、“ 排斗牛”之后,又以“湛然秋水”形容,更进一步表现古剑的威光四射,非同一般。因此客人有观之者,即使很喜欢它,也不得不自叹是凡夫俗子,不敢奢望得到它,还是让这把古剑去完成其应有的使命吧。
接下来则是描写古剑的卓越品质。它不仅剑光闪烁,锋利无比,具有华美的外表,而且品质端正,也非平常刀剑可比。“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说明它的纯度和硬度都是无与伦比的。这并非夸张,因为它“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宝剑乃百炼成钢,其刚强之性,不能使它变成软弱,犹如士之可杀而不可辱,极力表现其质地坚硬。西晋诗人刘琨《重赠卢谌》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里是反用其意,表现出古剑刚硬,不能化柔,不屈从外力的品质。但是,一旦有用武之地,它也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拼杀。正所谓“愿快直士心,将斩佞臣头”,它愿意刚直之士高兴,去斩断奸臣的头颅。它愿意充当杀伐谄佞的先锋,为国为民除掉奸邪。这几句诗乃以咏物而喻志,表现了诗人当时的刚直之性、浩然之气及欲为朝廷荡涤污秽、铲除奸邪的抱负,铿锵有力,正气凛然。“不愿报小怨,夜半刺私仇”,至于区区个人恩怨就不是宝剑所乐于效命的了,它不屑于做那些需要半夜行动,见不得人的丑事。这一段从宝剑的精纯无比和愿斩佞臣两方面揭示出宝剑的内在品质,它比漂亮的外表,凛凛的寒光更重要,更能展现出古剑之所以为至宝的本质所在。
最后两句点明此诗的主旨,也是白居易“卒章显其志”方法成功的运用。“劝君慎所用,无作神兵羞”的意思是说:这样锋利的兵器,应该使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不要玷辱了我“神兵”的光辉称号。
这也就是告诫包括自己在内的谏官们,应该不怕得罪权贵,去弹奏国家大事;而不应该只议论一些无关重要的小事,来敷衍塞责。
此诗是通过表现一把宝剑的不同凡俗及其优秀品质,借以塑造一个刚正不阿、以国家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的重臣和谏官的形象。此时诗人身为左拾遗,自然也有表明自己作为谏官的正直态度之意。然而,诗的主旨并没有明白直接地说出来,而是紧紧扣住宝剑的特征来表现,全诗没有一句话不是围绕着这把古剑写的,每一句都从不同的角度刻画古剑的超凡和刚直不阿。咏剑与赞人,自然融合为一。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赞屈原说:“其志洁,故其称物也芳。”反之,人们也形成这样一种心理,即因其称物芳,故其吉洁。
比喻新颖,精用典故,妥帖自然,不着痕迹,也是这首诗的鲜明特点。诸如“白光纳日月,紫气排斗牛”、“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愿快直士心,将斩佞臣头”都有化用前人诗语之处。这些典故,加强了诗的形象性,使诗句内涵更深刻、丰富。
创作背景
此诗当作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前后,即白居易任左拾遗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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