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是可以合乐歌唱的诗体,它是起于唐而兴于宋,并成为两宋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文体。在初唐时词已经在民间和部分文人中开始创作,中唐时词体基本建立,晚唐至五代时,文人词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著名词人如温庭筠、韦庄、李煜的作品。到了宋代,词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
从晚唐五代以来,词的主要功用是在宴乐场合供给伶工歌女歌唱,所以词的内容也多以表现闺怨相思和男女离别为主。晚唐温庭筠是第一个努力作词的人,他的词多是抒写妇女体态及其离情相思的内容,词句华丽,风格浓艳细腻。五代十国期间,在西蜀和南唐又形成了两个词的中心。
西蜀词以“花间词”为代表,风格继承了温庭筠。南唐词的兴起稍晚于西蜀,南唐词人冯延已、李璟、李煜的词作内容也同样是闺怨情思,但语句清新、含蓄蕴藉而不流于浮华轻薄。南唐后主李煜无疑是他们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词人,尤其是他由南唐国主降为囚徒以后,词中充满了亡国之痛,感情真挚深沉,并善用白描手法抒写他的生活感受,在艺术上有着极强的感染力。
入宋以后,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歌舞宴乐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而滋生于这种土壤的词自然会异常兴盛。北宋前期以晏殊、欧阳修为首的词人的词作,就是这种士大夫闲适自得生活的反映,作品中充满了流连光景、伤感时序的愁情,风格也仍旧是柔靡无力。
北宋词至柳永而为之一变。柳永发展了慢词(长调)的体制,大力创作篇幅较长的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由体制短小的小令统一词坛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柳永从创作方向上也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民间俚俗的语言和铺叙白描的手法来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从而受到大众的喜爱。
继柳永之后,苏轼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诗尊词卑的传统格局,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拓展了词境。他“以诗为词”,不仅用诗的某些表现手法来创作词,而且把词看做和诗具有同样的言志咏怀的作用,使词具有了更宽广的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这就大大地提升了词的艺术品位。
苏词中,有渴望建功立业的爱国主题,有富于幻想的浪漫精神,有雄浑博大的意境,表现出豪迈不羁的个性和乐观处世的生活态度,因之,苏轼便成为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
比苏轼稍后的秦观、贺铸、周邦彦等人也善作词,然大都以婉约为宗。秦观词多受柳永影响,且词中常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周邦彦是继苏轼之后的词坛领袖,其词调美、律严、字工,音乐性很强,最适于歌唱,从而使词在形式美上达到了极致,至被尊为词之“正宗”。但他的词题材比较狭窄,艳情与羁愁几乎占了他的“清真词”的全部内容。
在风格上也不似苏轼的豪迈了。至于稍晚于周邦彦的女词人李清照,其词也是沿着婉约派的道路发展,不过其后期(南渡以后)的有些词作也能兼有豪放派之长,并使她能够在两宋词坛上独树一帜。
词至南宋发展到了高峰。中原沦陷和南宋偏安的历史巨变,激起了南渡同人的普遍觉醒,以辛弃疾、陆游、张孝祥和姜夔等词坛主将为代表的“中兴”词人把词的创作推向高峰,爱国主义旗帜的高扬和民族忧患与个体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成为词作的主要内容。辛弃疾词的内容博大精深,风格雄深雅健,确立并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一派,从而与苏轼并称为“苏辛”。
其词中既有着慷慨激昂的爱国精神的抒发,也有着婉丽的抒情咏物之作。辛词述将词中传统的抒情主人公由唐五代时的红粉佳人、北宋的失意文士和南渡初年的苦闷志士,一变而为虎啸生风、气势豪迈的英雄形象,并可以用词来议论和说理,从而将词体的表现功能发挥到最大限度。
在创作方法上,辛派词人不仅可“以诗为词”,也可“以文为词”,并大量使用典故,使词作表达出更复杂、深厚的意义。这样,同体的创作空前地得到了解放,并最终确立了与五七言诗体相抗衡的文学地位。
与辛弃疾同时的姜夔,在词的创作上仍是沿着北宋周邦彦的路子,多写恋情和咏物,注重炼字琢句,审守音律,讲求技巧,追求高雅脱俗的艺术情趣,成为“雅词”的典范,对元明清三代词人的影响很大。
总之,有宋一代,词的创作出现了全面繁荣的景象,不仅流派众多,名家辈出,而且在词体的建设和词的艺术魅力方面都取得了独特的成就。词在宋代以后并未完全衰退,直到清代同还呈复兴之势,这正体现了宋词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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