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法制度自西周春秋确立以后,经战国秦汉,也发生过一些演变。其主要原因是行政系统对家族的干扰不断加强,以至严整的宗法体系已很难维持。原来的大宗及宗子逐渐丧失其权威性,而某些显赫的家族则开始在社会政治及宗法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东汉以后出现的门阀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郡望、谱牒、宗祠的大受重视,都是这种演变的表现形式。
一、门阀与郡望
在封建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往往聚族而居。而一些强大的宗族常常会形成一种势力,他们把持地方,操纵官府,久而久之,遂形成门阀。“门阀”即门第伐阅之义,指世代显贵的家族。东汉已有门阀的观念。《后汉书·宦者传》:“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
而当时也出现了一些世代仕宦的大家族,如华阴杨氏、汝阳袁氏等。而所谓门阀制度,则足以家族为基础的地方性组织是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家族中的表现及制度化。到魏晋南北期时期,这种门阀制度已正式形成。
而当时用以选官的“九品中正制”便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当时的大姓门阀有“侨姓”的王、谢、袁、萧,“吴姓”的朱、张、陆、顾,“郡姓”的王、崔、卢、李、郑、韦、裴、柳、杨、杜,以及“虏姓”的长孙、宇文等。还有所谓三世三公的“膏粱”之家,出过令、仆的“华腴”之家,出过尚书、领、护的“甲姓”,出过九卿方伯的“乙姓”等。他们垄断了选举,把持了地方政权,将宗法与社会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高门望族的子孙有些迁住外地,也仍然称举原籍的郡名以为标志,这便是所谓的“郡望”。郡望者,一郡之望族也。如陇西李氏、琅琊王氏、清河张氏、博陵崔氏等便是。由于一姓常常不止一望,所以举郡望便成为区别宗姓支派的一种方法了。当时的强大宗族,即所谓“大姓”、“冠族”、“世族”、“士族”,既要门第高,又须族望隆;而寒门、庶族即使有一定的财产或曾经入仕,也仍然无法同“士族”相比。
郡望的影响还一直波及于后世,直到今天,有些人仍喜欢标举某地名人以为祖先,借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二、谱牒与宗祠
由于门阀的重要,因之也出现过一些冒充名族的现象。为此,谱牒之学产生了。说通俗点,便是“空口无凭,立此为据”。魏晋南北朝时谱牒之学已十分流行,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所引“家传”、“家谱”多达数十种。南宋郑樵的《通志·氏族略》更可谓是这方面的专书。宋明以后,谱牒越来越多,士大夫之家几乎都有宗谱,其名称也有家谱、世谱、家乘、族谱等名目。
谱学的兴盛,最初当然是适应了门阀制度的需要,正如柳芳在《氏族论》中所说,“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带有很明显的封建宗法制度色彩。但不可否认,作为一种历史资料,也能为今天的某些学术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如近年来发现的山东《孙氏家谱》及浙江兰溪《诸葛氏家谱》,便是研究孙膑及诸葛氏家族的十分难得的资料。
为了追远报本,加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除修宗谱外,历代还建宗祠。宗祠俗称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进行祭祖活动的场所。一般祠堂都是家祠,除始祖外,只供高、曾、祖、考四代神主。宗族的一些重要活动如议事、节日庆祝、婚礼、丧礼以及处理纠纷等,也常在宗祠内举行。
宗祠还是施行族规和家法的地方。许多地方的宗祠内也附有“家学”,专门负责对本族子弟的教育。历代的宗祠建筑中有一些是颇具特色的,如始建于汉代的山东嘉祥武梁祠,其祠内的汉画像石便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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