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最早称《诗》,相传原有三千多篇,经孔子删定以后,剩下三百零五篇,举其整数而言之,因此也叫《诗三百》。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经典被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诗》也就被称为《诗经》了。
孔子有没有删过诗?这是个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其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直至宋代,很具批判精神的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也仍然认为:“仲尼编诗,为正乐也,以风、雅、颂之歌,为燕享祭祀之乐。”以后马端临《文献通考》、王应麟《困学纪闻》、赵翼《陔余丛考》等著名的学术著作都赞同孔子删诗说。
但是,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为儒家“五经”作注的时候,发现《史记》中的叙述与先秦典籍对《诗》的运用不相符合,于是就对孔子删诗说提出了质疑,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在疑古之风很盛的宋代,有更多人对此加以进一步的研究与阐述。直至近现代,史学家顾颉刚、
范文澜等都支持这一观点。反驳孔子删诗说的主要理由是:
仔细推敲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话,其实是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说孔子删诗,从三千多篇减删至三百零五篇;一是说孔子选取了三百零五篇诗,作了一番正乐的工作,为求使乐调符合原来的标准。孔子自己只说曾经正乐,从未提到删诗。正乐和删诗当然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二、如果孔子曾经删诗,被删去的诗篇要占百分之九十的比重,那么,在早于孔子或与孔子同时代的先秦典籍中,应该有《诗三百》中不见的所谓“佚诗”。但是,保存于今的先秦典籍中所引的诗,绝大多数都见于今本《诗经》,这说明当时的《诗》就只有三百余篇。孔子在当时只是诸子中的一家,完全没有后世所赋予的“圣人”的地位,因此即使他删过诗,其影响不足以使当时其他著作都按照他的取舍来引用诗,更不用说会影响到他以前的著作了。
三、据《史记》的记载,孔子是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才开始删诗,这时,他的年龄已有六十八岁了。但是在此之前,孔子的言论中已一再提到“诗三百”,可见,在孔子的中青年时代,《诗经》就已经是《诗三百》了,那么,孔子删诗又何从删起?
四、《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访问,鲁国的乐工们为他演奏《诗》的乐曲,其范围没有超出现行的《诗经》,甚至十五国风的排列次序也大致相同,这说明当时的《诗经》已经定型,而此时孔子的年龄只有虚岁八岁,怎能删诗?
五、《诗经》中有不少儒家学者眼中的“淫诗”,而孔子是一再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如果《诗三百》经过孔子删定,这老夫子岂容“淫诗”在其手下生存?
六、先秦各诸侯国之间的邦交往来,常常以《诗》言志。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吴攻楚,楚国岌岌可危,申包胥泣秦廷七天七夜,秦哀公为之感动,赋《诗经_无衣》,其中有“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等句,表示将出兵相救,恢复楚国。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篇目,赋《诗》言志是无法顺利进行的。
孔子删诗还是不删诗的问题,已经论战了千年了,谁也无法定论。而上海博物馆在2000年破译的一批战国竹简,为“否定说”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这批战国竹简共一千二百多枚,其中的三十一枚记载的全是孔子对诗的论说,是孔子的弟子对老师讲诗内容的追记。三十一枚竹简所载的六十篇篇名,与今本《诗经》对照,发现有的篇名乃今本所未见,如最后的《肠肠》《又兔》《大田》《少明》等六篇就不见于今本。
另外在七枚记载诗曲的音调竹简中,发现了四十篇诗曲的篇名,其中也有为今本《诗经》所未见的佚诗。由此可以推断,《诗经》的篇数一定远远超过三百篇,孔子删诗至三百零五篇的说法就纯属误解了,他所做的可能只是“正乐”而已。另外,孔子若曾经删诗,在给弟子讲授时必定会提到,但是,竹简中“孔子论诗”的内容中却丝毫没有这方面的文字。
上海博物馆战国竹简的破译,目前虽然还有争议,但毕竟为我们这个题目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孔子有没有删诗这个千古之谜,又向着最终的结论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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