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纪松龄生于1899年,孟克杰尔格勒生于1900年,宝音巴特尔生于1901年。这三条好汉相继出世。20年代初,他们一同就学于察哈尔第二高级小学。他们之间最初是同学关系。1925年,他们都先后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革命的同志。他们为内蒙古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在同一个战壕里,互相帮助,团结战斗,成为最亲密的革命战友。同学、同志、挚友是他们三人的战斗三部曲。在革命阵营中,他们3人被人们誉为察哈尔三杰。纪松龄、宝音巴特尔、孟克杰尔格勒的英名,如同三颗闪闪发光的明珠,镶嵌在内蒙古大地上。他们没有从这里索取丝毫的个人利益,而献出的却是他们的宝贵生命。广大察哈尔人民每当怀念英烈们的感人事迹,都会情不自禁地以泪洗面。察哈尔为有这样的英雄儿女而感到骄傲!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业绩值得后人永久称颂。
相同的经历,纪松龄,又名纪世勋,蒙古名叫赛胜嘎、萧胜嘎等;宝音巴特尔又名叫贺志远;孟克杰尔格勒又名莫杰。他们都经过良好的初等教育后,进入军事学校深造,而后又留学国外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选派下,纪松龄同志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宝音巴特尔和孟克杰尔格勒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学习。由于他们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汉满蒙俄四种文字都达到了互译的程度,素有额日德木腾(蒙语,才子的意思)之称。也许是军事学校留给他们的影响,这3个人都是说话干脆,办事利落,胆大心细,性情刚烈。这些品格在他们待人接物和指挥战斗中,表现得极为突出。1937年初冬,纪松龄率领部队从包头出发经达拉特旗时,被达拉特旗森盖部阻击。情况异常紧急,纪松龄果断下令部署,冲开一条血路,使整个部队安全脱离险境。
1946年冬,孟克杰尔格勒率领巴乌大队在白音哈尔打游击时,一次被国民党鄂友山骑兵旅包围在一个小山村里,情况十分紧急。孟克杰尔格勒冒着生命危险第一个冲上一家屋顶,瞄准敌军指挥官射击,敌指挥官应声落马。这时候巴乌大队的战士们以孟克杰尔格勒为榜样,占据有利地形,向敌人狠狠射击,手榴弹在敌群中纷纷开花。鄂友山的骑兵旅被打蒙了,他们还以为是遇上了共产党的正规部队!经过一场激烈战斗,孟克杰尔格勒侦知敌人的兵力远远超过我方,再战下去势必要吃亏。于是,他当即下令部队撤出战斗,安全转移。
他们三个都有一种刚直不阿的个性,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这种作风有时免不了引起同事们的误解,伤害同事间的感情。纪松龄、宝音巴特尔、孟克杰尔格勒三人都是被谋杀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尤其是搞党的地下工作,所接触的人都十分复杂,稍不留心就会酿成大祸。但是,干革命就不能怕死,就要有坚定的革命立场。我们通过老同志们的回忆很容易看到这一点。
相同的政治主张,1925年10月,共产国际的代表奥其洛夫同中共北方局的负责人李大钊等同志一致认为,开展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代表内蒙古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开明上层人士)的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共党员可以加入这个组织,并通过这个组织发挥党的骨干作用。由于孙中山先生执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冯玉祥是拥护孙中山的,因此,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也得到了冯玉祥将军的支持,吸收了一些国民党员。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一月决议》中明确指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在大革命的形势推动下,纪松龄,宝音巴特尔、孟克杰尔格勒都加入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且参加了在张家口召开的首次代表大会。而后成为内蒙古中西部、特别是察哈尔地区的革命领导骨干。
1927年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乌兰巴托召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着重解决白云梯与郭道甫的问题,实质就是该党的左派(共产党员)向右派(国民党员)的夺权斗争。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丹巴道尔基由于不了解内蒙古革命的实际情况,丧失原则地支持右派集团,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纪松龄、宝音巴特尔、孟克杰尔格勒3人坚定地站在左派立场,同白云梯之流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由于共产国际的支持,左派队伍获得胜利。纪松龄和宝音巴特尔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9年春,该党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长孟和乌力吉失去了革命意志和方向,对乌审旗的革命斗争造成了重大损失,影响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
共产国际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特派纪松龄、宝音巴特尔、孟克杰尔格勒赴伊盟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他们是代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执委会去的。1930年3月17日,由于纪松龄、宝音巴特尔、孟克杰尔格勒三同志的艰苦奋斗,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在白色恐怖极端险恶的条件下,成功地组织并主持召开了“察哈尔、鄂尔多斯特别秘密会议”,代表党中央执委会:研究并整顿了该党在鄂尔多斯、乌兰察布、阿拉善、土默特等地的组织机构,登记了上述地区的党员名单,落实了党在上述地区的工作任务。会议决定利用乌审旗村落(嘎查)之间联络关系,恢复和发展“独贵龙”的组织形式,巩固和坚持了党的秘密斗争。他们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方针政策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编写并印发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反动派在内蒙古所执行的侵略政策》的宣传资料。
这个文件共分六章,全面系统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内蒙古的罪行,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卖国集团在内蒙古所推行的大汉族主义的反动政策;彻底批判了白云梯右派集团叛变革命的罪行,深刻细致地分析了内蒙古地区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社会矛盾,正确地指出了蒙古民族的解放道路。文件讲明了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之间的关系,对国际形势也作了比较正确的分析。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写出这样的文件是十分可贵的。文件的政治主张、理论原则符合马列主义学说,内容丰富、叙述严谨、文字流畅。实践证明,这个文件为发动和指导内蒙古人民的革命事业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个文件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它解散之前留下来的一份珍贵而重要的文献,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同时,这也是察哈尔三杰留给家乡人民的一份珍贵遗产。
相同的结局,察哈尔三杰走上社会大舞台的时候,正值北洋政府挂着五族共和的骗人招牌,一方面优待王公贵族,一方面压迫平民百姓,承袭满清王朝的愚民政策,吮吸蒙古人民血汗。内蒙古的王公贵族、总管参领等特权阶层勾结商业高利贷资本家,谋取私利,出卖民族利益。反动统治集团相互勾结,从内地动员大量贫民到内蒙古各地垦荒,侵占牧民赖以生存的唯一条件—牧场。他们通过“放地”捞取钱财,从垦荒者手中收取税赋。如此种种暴行引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特别是濒临破产的蒙古族人民(包括开明上层人士)更加痛恨不已。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的成功,使内蒙古人民认识到:只有拿起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武器,同阶级敌人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更加激励了青年学生们的革命热情。纪松龄、宝音巴特尔、孟克杰尔格勒三人,自觉地踏上了时代的列车,奋不顾身地投入了革命的洪流。
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1927年春。反动军阀张作霖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在张家口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宝音巴特尔不幸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没有低头,更没有出卖革命。他的挚友纪松龄和孟克杰尔格勒,为了营救他,自筹银两,买通张家口都统衙门,又说服时任正红旗总管的富化亭,并由副总管出面担保,救出了奄奄一息的宝音巴特尔。30年代末期,蒙古人民共和国仿照苏联进行肃反。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几乎被一网打尽,蒙方诬陷这些人是日本特务或颠覆分子,宝音巴特尔就是在这场风波中失去生命的。孟克杰尔格勒同志那时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他妻兄先期得到消息,把他偷偷送出国境才免遭劫难。
孟克杰尔格勒回国途经伪兴安省时,被日本特务跟踪抓捕,把他当作蒙古人民共和国派遣的特务,大动酷刑。根据敌人的审讯,孟克杰尔格勒同志判断出敌人对他并不了解,巧妙地对付日本宪兵队的拷问,只承认自己是买卖人。后来,经伪兴安省军校的几个察哈尔籍学员的担保,减轻了拷打审问。正红旗总管富贤德听到孟克杰尔格勒的消息,发动了上百名人士联名担保,才把孟克杰尔格勒从狱中救出。纪松龄、宝音巴特尔、孟克杰尔格勒3人,为了革命事业历经磨难,枪林弹雨中凭着他们的勇敢和机智幸存下来,结果被叛徒、特务所谋害,这一结局是十分相似的,真是令人痛惜!,为革命事业献身,对于革命者来说,他们在所不惜。没有他们的献身精神就没有革命的胜利,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们用血汗换来的。纪松龄、宝音巴特尔、孟克杰尔格勒都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最大的不过活到46岁。他们是察哈尔草原上的传奇式人物,年龄只相差1、2岁,牺牲相差二三载。他们的忠骨至今都未能进入革命公墓,甚至,有的在革命烈士的名单中也找不到。我们说:察哈尔三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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