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改革堪称站在时代前列的改革方案 为什么元清统治

公元471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即位，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冯太后孝文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统称为孝文帝改革。孝文帝所推行的汉化改革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不很受人关注但却意义重大而且特别耐人寻味的王朝-北魏。它在五胡十六国的大混战之中神秘地崛起，沿着盛乐一平城一洛阳三级跳的轨迹，在历史上划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线，在汉唐两座中国封建文明高峰之间的漫长低迷岁月中，在北魏一朝实现了由弱势到强势，由分裂到统一，由胡族到汉化三大关键性转折，逐渐使北方各族融合进了中华文明之中，开启了通向隋唐盛世的大门。
但另一方面北魏统治阶层的残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北魏宫廷留下的不解之谜的数量，在中国历代王朝之中是首屈一-指的，或者可以说，北魏的历史就是由一个又一个或长或短的不解之谜串联起来的。在北魏历史上，魏孝文帝拓拔宏无疑是最出彩、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他的改革的功过在引起了一千多年来争论不休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民族和文化命运的深层思考。
魏孝文帝拓跋宏，中国北魏皇帝。孝文帝5岁继位，23岁亲政，他的一生与一位女人关系密切，就是他名分上的祖母-文明太后冯氏。冯氏以一位被灭国的王室后裔身份进入北魏宫廷，在宫廷内外的刀光剑影中一步步往上攀登，铲除了诸多政敌，包括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拓跋弘。
魏孝文帝的性格爱好带有冯太后的诸般烙印，以至有史学家认为他可能是冯太后同某个汉族近臣的私生子。冯太后不但是一个宫廷斗争的高手，也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在她执政期间，进行了四大改革，全面改造了北魏帝国。由于这些改革是在孝文帝的纪年中进行的，历史上常常将之归于孝文帝名下，当然，孝文帝亲政后对这些改革也进行了很好的巩固。
首先是官制改革。北魏前期的官制很不成熟，官吏没有固定的工资，因此被默许对管辖下的人民进行搜刮。地方官不论政绩如何，一律任满6年。冯太后时期，实行了改革，发给官吏固定的薪俸，同时大力加强打击贪污腐败，以“治绩"作为任期长短的依据。孝文帝亲政之后，继续加强肃清吏治。为了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必须尽可能搜刮被隐匿的民户，按照李冲的建议实行了“三长制”，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 -里长，五里设一党长，加强了国家对民户的控制。
而影响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的改革是“均田制”。北魏的均田制十分有名，对隋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年男女获得一定数额的桑田和露田。露田年老必须还官，不得买卖，桑田不须还官，超过定额的可以买卖。耕牛也可受田。地方官员按品级授给“公田”。在当时荒地多，自耕农少的情况下，均田制不但可增加自耕农数量，改善农民处境，增加国家赋税收入，还促成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
在实行均田令的同时，还实行了与均田令相适应的新的租调制度，以小家庭为基本纳租单位，奴婢、耕牛受田虽不少，但纳税很轻，这有利于大地主。490年，冯太后死，孝文帝开始亲政。他巩固了冯太后留下的改革成果，并将改革推向了高潮。迁都和汉化改革，使他名垂千古。孝文帝决心做--个中原的统治者，狭小而僻处北边的平城已装不下他的雄心。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决心早已定下，但在当时只能争取到一半的朝臣支持。为了南迁洛阳，他可谓煞费苦心。他假称南征南齐，当20万大军到达洛阳之后，便以迁都洛阳作为条件以压服那些劝阻他劳师远征的大臣们。终于在496年，正式迁都洛阳。
迁都之后，魏孝文帝的改革便进入了最彻底、最深刻也最受争议的部分一全盘汉化。汉化改革包括改穿汉服，改说汉话，改姓汉姓，鼓励胡汉通婚等方面，其全面彻底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穿鲜卑服、说鲜卑话被严厉的措施禁止，原来的鲜卑贵族大姓全部改为汉族姓氏，包括他自己的姓氏都由“拓跋”改为“元”。
孝文帝除自己娶汉女为后妃外，还亲自安排亲族重臣娶汉族士人之女为妻。孝文帝还引进了早已腐朽的士族门]阀制度，规定了鲜卑族八个高门大姓，互相通婚,子弟世代任高官，原来鲜卑族以军功封官晋爵的传统被废止了。此举阻碍了寒族人才的升迁，但要使鲜卑族同汉族完全融合，这是必然的一步。
迁都和汉化改革遭到部分顽固的鲜卑贵族的激烈反对，他们抬出了太子元徇作代表向孝文帝发难。元徇策划北归不成被废，后来被孝文帝赐死，顽固派随后企图发动的政变也被镇压。魏孝文帝以南征为借口迁都，而迁都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有效地发动南征。孝文帝晚年对南齐发动了数次战争，但进展不大。公元499年，他在取得马圈城一役的胜利后，病逝于北归途中。操劳过度的魏孝文帝，在33岁时提前耗尽了一生的精力 。
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以征服者的姿态坚挺了近百年,而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仅过了30多年就在内忧外患中瓦解了。有人以此来非议其改革。但统治阶级的腐化毕竟不能掩盖社会大发展的事实。正是在改革后，中原出现了耕地人口猛增、经济文化商业繁荣的盛况。
北魏亡后，后继的北周、北齐政权虽然都曾实行过表面上的鲜卑化政策，但整体的汉化趋势已不可逆转。特别是北周，已处在民族差别完全消失的边缘。此后，亦汉亦胡的隋唐两代皇室相继统治中国，历时三个世纪的民族大融合进程最终完成。正是魏孝文帝打开了通向隋唐盛世的大门。
自秦始皇一统以来，中国唯一一次有可能出现南北远久性分裂的时期就是南北朝时代，南北不但地理阻隔、统治民族不同，甚至在风俗思想等方面也一度走得越来越远。但魏孝文帝消弥了这一切，汉化之后，南北政权之间只剩下地理的阻隔，统一又成为历史的必然。但魏孝文帝的"“全盘汉化"使一个古老而且人数众多的民族-鲜卑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整体，在近百年后消亡了。对魏孝文帝改革的文化学方面的争论，不会影响他作为一个改变了人类文明分布面貌的名君载入史册。
为什么元清统治者没像北魏那样推行全盘汉化政策?
在任何实干家眼里 孝文帝改革都是教训而不是成功经验,后来的朝代都会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有时候就是矫枉过正，也有其设立之初的缘由。北魏的孝文帝改革在实际上摧毁了北魏帝国的根基，自然会被后来者引以为鉴。孝文帝改革在儒家士大夫的世界观里，是非常政治正确的选择。“天命所授”的有为之君，顺应天时来统治大地。一定会尊重儒家传统，进行了大量儒家式的改革。但如果以大部分鲜卑人的视角来看，这其实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孝文帝的迁都与改革 其实是鲜卑人的灾难开始,因为孝文帝的改革本身并不在乎什么汉化与否，只是希望将贵胄和尽可能多的精英都汇集到皇帝个人麾下。那种旧式的贵族式共治局面，是必须被磨平消除的“落后传统”。因而要将首都从毗邻六镇主力的平城，一直搬到南方的洛阳，并进行大规模的强制汉语教育。可以说在根本上就是，君主借助儒家之手，完成个人权利的独裁进程。
如果当时的儒家，依然是先秦时期的周礼分封提倡者。那么孝文帝根本不会尊崇儒家，找个类似法家的学说来为自己代言即可。要是发现事情不可调和，完全可能对儒生直接开刀。但儒家本身在汉武帝时期，已经由董仲舒一派改造为君权的最有力鼓吹者，在政治投机方面占得先机。
孝文帝改革的成果就是毁灭帝国的六镇兵变,孝文帝改革的反作用也是立竿见影。孝文帝死后不久，鲜卑就因为洛阳与北方贵族间的矛盾，爆发了六镇兵变。接着才有尔朱荣这样的权臣出现，大量杀死南方的汉化鲜卑贵族。六镇被镇压和北魏皇族的被集中清洗，也预示着北魏帝国分崩离析的开始。
这种因素在后来的蒙古人身上也曾经出现过，但程度远远不及过去的鲜卑王朝。因为蒙古人在彻底征服东亚的儒家世界之前，已经大量接触了中亚和西域的文明成果。他们的贵族已经分别笃信了佛教、摩尼教、伊斯兰和基督教等文化。在政治习惯更加多元实用的他们，因为汉化契丹人的劝诫，才对儒生高看一眼。但儒生根本不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主导优势。
蒙古人在一统东亚之前 已经见识了更多其他文明成果,所以蒙古人一直在征服的大部分地方，划出了直属区域和藩属领地。治下的民族无论出生、文化和语言习惯，都可以被纳入这个体系。类似的情况就像是泉州的色目海商集团、西南的苗人土司与被保留下来的大理王室。当然，还有蒙古人自己分封到各地的贵族与军户后裔。这些复杂的封建成分，都让儒生无法牢牢控制蒙元帝国的思维中枢。
当然，蒙古人后来也接纳了汉人丞相的儒家式治国理念。他们在汉官的建议下发行更多纸币，开挖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但这些都是为了解决某个特定问题而进行的权宜之计。儒生离开元朝境内，而跑去金帐、伊尔或察合台等汗国，根本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和地位。
出了东亚的吏制地区 儒生的那套学说就很难获得优势,至于最后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情况又与蒙古人有很大不同。一方面，八旗制度的规模和控制力上，强过了大部分时候蒙古大汗对治下部落的掌控。另一方面，就是更加偏僻的地域出生，让满洲人只有通过大量学习和引入儒家文明的习惯法，才能去理解更高层次的文明和组织形式。
所以清军在入关前就已经有了大量的汉官，在数量与重要性方面，已经可以比肩旧的满洲贵族。入关后的清朝皇帝，也都需要接受儒家师傅的帝王教育，将自己包装成儒家文明的保护人。
不同的发家轨迹让满清在一开始就比蒙古人更亲近儒家,但为了防止鲜卑悲剧的出现，清朝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入关八旗的身份属性做了制度上的固化。这样，尽管很多人后来都可能都不太会说满语，但依然在行政管理上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外人想要加入这个群体，大都无法通过科举考试或熟读圣贤书来完成。即便是有特殊功绩而被皇帝赏赐抬籍，也无法撼动八旗内部的多元成分。因为他们可能在加入旗人行列后，发现自己不仅是在面对满洲的旧贵族。还有很多早期投靠的汉军大老粗、蒙古部落的王爷，以及在雅克萨战役后自愿留在东方的哥萨克俘虏。
一直到乾隆皇帝的时代，他都注意到八旗制度已经不足以保持满人的武力优势，很快会有形同虚设的危险。于是，他下令将大量成色不足的八旗人口，又请了旗人的队伍。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他这样的做法，实际上还是屁用都没有一个。但从中你就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对于融合问题是非常谨慎的。
作为一个所有人都有机会加入的集团 儒生在八旗内部无法获得优势,最后，在东亚的各帝国历史上，还有一种很少被人提及的统治模式。这就是辽国实行的五京制度。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契丹人，在对控制区域的各地方而言，更像是一种共主身份。与契丹人有密切联盟关系的还包括了奚人和渤海人。西部的蒙古人和南方汉人，也在自己的内部享有自治。至于在帝国内的权力大小，则根据入伙时间的长短而定。
辽国的五金制 很好的平衡了各地本土势力,辽国的这种制度，在其被女真人最终灭亡前，一直都有着良好的运作。哪怕是在其基本覆灭后，还有幽州等地的汉人贵族不服北宋统治，选择归附金国。草原上的大量蒙古和突厥部落，也愿意继续跟随耶律大石作战。只是因为辽国不是引人瞩目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其政治成就也鲜有人问津。
辽国的平衡制度 给了他们超乎宋人想象的生命力,所以，孝文帝的强行全盘汉化，实际上是给后来人一个非常醒目的警示。后来的契丹人、蒙古人和满人，无论出生如何，发家轨迹如何，都针对孝文帝的自毁策略做了修正。从这点而言，很多人对于孝文帝的吹捧，完全是脱离了历史实际。只有虚无缥缈的赞扬和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