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后期,由于安定繁荣的日子已久,唐玄宗逐渐丧失了以前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改元天宝后,他纵情享乐,宠爱杨贵妃,信任宦官高力士,把朝政全交给宰相李林甫处理。李林甫对玄宗事事逢迎,私下却利用职权,专横独断。林甫死后,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继任宰相,更是排斥异己,贪污受贿,使政治日益败坏。加上当时土地兼并剧烈,贫富悬殊严重,政治、经济、社会渐呈衰败之象。
原来玄宗因对外开拓,在边境驻以重兵,设立十大兵镇,以节度使为最高军事长官。节度使领若干州,权力很大,初时由中央派大臣充任,立功后往往入朝拜相。天宝以后,李林甫为了巩固本身权位、堵塞边帅入相的路径,藉口文官不懂军事,多用胡人担任节度使。结果给胡人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的机会。
安禄山本是混血胡人,貌似忠诚,生性狡诈;由于得到玄宗和杨贵妃的欢心,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使。安禄山见唐室政治腐败,武备废弛,便于公元755年,以讨杨国忠为名,自范阳率兵南下,很快就攻占了洛阳,自称大燕皇帝。第二年,唐军在潼关溃败,安禄山便长驱直入长安。唐玄宗匆忙南逃,走到马嵬驿,随行的将士在愤怒中杀死了杨国忠,又逼使玄宗绞杀杨贵妃,才肯继续起行,南下至四川。同时,太子李亨逃往灵武,在郭子仪、李光弼等一班西北将领的支持下,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
后来叛军内部发生分裂,安禄山为儿子庆绪所杀。唐军联同回纥援兵乘机反攻,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不久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杀安庆绪,重新攻陷洛阳,也称大燕皇帝,后又被儿子朝义杀害。于是唐朝再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自杀,这场持续了八年的安史之乱才告结束。
为什么说安史之乱是把刀,割裂了中国历史?
经济结构:小农经济破裂,商品经济兴起,唐朝前期人口的快速增长,土地资源已经很难满足授田需求。根据《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的记录,唐朝立国80年前后便出现授田不足的情况,敦煌百姓基本只能满足20亩永业田的授予,口分田存在较大缺口,平均授田率只有1/3,此时已经有许多的百姓逃离土地,或者托庇到地主豪强的底下,成为隐户。
逃户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安史之乱动摇了唐朝的统治,中央政府为了平叛和削藩,不断压榨百姓,加上百姓本身就存在授田不足的情况,因此越来越多的百姓脱离户籍,成为隐户、逃户或流民。地主豪强则加速兼并土地,大量的百姓从自耕农变成佃农。劳动力脱离土地,奠定了工商业发展的基础。
商品经济兴起。农民失去土地后,要么变成佃农,要么变成军人、小商贩等无产者,生活在城市,催生出商品需求。城市和农村不断发生小商品与农产品的交换,从而诞生商品经济。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募兵制、土地兼并,间接变成商品经济兴起的温床。
商品经济促进了社会分工,全国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商业中心。如广陵的铜镜、家具,丹阳的锦、绫,会稽的越罗、绛纱,豫章的名瓷、酒器,都是名扬天下的手工业品,这便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生产出现分工的表现。全国的商品经济又以江淮为中心,各地的手工业品都集中到扬州,经京杭大运河运往全国各地,扬州于是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唐朝就有许多反映当时扬州繁华的诗篇,如王建的“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唐朝东边的经济中心是扬州,国家的西部则是“天府之国”的成都,城区人口10万户,除东、南、西、北等4个经常性市场,还有花市、蚕市、锦市、药市等定期市场,更有闻名天下的“蜀锦”。
对外贸易: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宋代的海外贸易闻名后世,可市舶司最早出现在唐朝。安史之乱后,安西、北庭等都护府被吐蕃占领,陆上丝绸之路断开,唐朝更加重视海外贸易,设有市舶司)的广州人口接近40万,其中阿拉伯商人10万。广州、唐朝中后期,扬州、泉州是重要的通商港口,大量的丝绸,绫、绢、丝、棉等纺织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西亚的西拉夫、末罗国、依法尔等地。
经济重心:从北方转向南方,安史之乱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人口结构就是很好的例子。笔者在文章《隋朝经济研究之一:人口变化及真实的耕地面积》提到,隋朝大业年间,北方人口占比为76%,南方只占24%。到了天宝元年,南方户籍人口已经达到2055万,占比40%。安史之乱后,北方受到战乱波及,人口锐减,南方未受影响,实际人口已经超过北方。以元和15年统计到的户籍为例,南方申报户数为149万,超过北方的87万户。
实际唐朝能平定安史之乱,后来实现“元和中兴”,唐武宗、唐宣宗能够压服北方藩镇,都是依赖南方的赋税。淮南、江西、湖南、浙江等地区自唐朝中期,一直是国家稳定的后方,经济稳定繁荣发展,成为中央政府的稳定财源,也侧面映证了南方经济强于北方。
财政:从农业税转向工商税,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经济和民生遭到极大破坏,均田制崩溃,百姓和土地失去联结纽带,佃农大幅增加,过去的“租庸调”难以适应社会变化。例如佃农(客户)没有土地,怎么能按照均田制征收田租呢?租庸调按照授田100亩确立征税标准,耕作30亩和耕作50亩的农户难道都交2石粮吗?这肯定不合理。
中唐之后,租庸调淘汰,两税法走上历史舞台。两税法的提出者是杨炎,税率依照土地的肥瘠确定,按耕地的面积和产量征收田税。两税法以亩定产、以产定税,无论主户和客户,都需纳税,按春、秋两季征收。两税法是古代重要的农税改革,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
农业税不够用,怎么办?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权威跌至冰点,藩镇林立,中央控制的领土和户籍大幅缩减,唐宪宗元和年间再次统计户籍时,中央掌握的户籍数只有240万,连天宝年间的30%都不到。户籍是农业税的基础,户籍大为减少,农业税自然不多,靠农业税支持国家运转是不现实的,因此唐朝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商税和专卖。
商税和专卖齐上阵。商税和专卖的好处是不依赖庞大的基层就能征到税,具体看:1、商税以流通环节为主,盯着全国重要的商业枢纽,钱就能征到国库;2、盐铁是必需品,盐产地集中在淮南盐池,控制源头就能保障税收;3、茶和酒属于富人的消费品,征税不影响穷人的利益。总之,商税和专卖都属于间接税源,不需要绝对地控制全国领土,控制住江淮、江南和沿海地区,就能保障国库的收入。当然,唐朝中后期也是这么干的,以江南的赋税和钱财供养军队,控制住大运河,仍然维持了100多年的相对稳定。
汉隋的影子,两宋的轮廓,分析完唐朝经济、贸易和财税制度的变化,是否觉得唐朝前后完全是两种制度?盛唐之前是秦汉至隋唐的影子,安史之乱以后便是宋朝的轮廓。
安史之乱前,唐朝纯粹的小农经济,这是秦汉至隋唐延续下来的经济体。军事上,府兵制与秦汉的“兵农一体”本质是一样的。因此说,盛唐之前是秦汉至隋唐的影子。
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加剧,越来越多的土地归为私有,百姓失去土地为商品经济提供劳动力,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此,唐朝中后期的经济体变成“小农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模式,相应的工商税走向历史舞台。商品经济、海上丝绸之路、商税及专卖,诞生于唐朝中后期,最终在宋朝发展成形。
安史之乱就像一把刀,将中国历史斩为两段。可惜制度更先进的宋朝没有继承汉唐的武勇,没有汉武唐宗的知耻后勇,以金钱换和平,只会不断养大敌人,最终野蛮摧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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