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坛之上,李白、杜甫的名气是最为响亮的,地位是最为崇高的。但在他们的生前,境遇却又不太一样。杜甫并不为人所重视,终其一生诗名并不算显达,而李白则是全民偶像,倾倒大唐众生,甚至包括了唐玄宗。
李隆基亲自迎接李白,并封他为翰林待诏的时光,是李白人生的巅峰。他一生对于功名,都是孜孜以求的,这正好有机会接触到最顶层的贵族集团。然而,这同样也是李白人生的低谷。他只不过是充当一名御用文人的角色,对于唐玄宗来说,李白与梨园弟子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李白也看出了这一点,并向唐玄宗请求辞归,也求仁得仁地被赐金放还。正是这个明智的决定,延续了李白的文学生涯,让这棵大唐最为繁茂的大树,不至于在温室中枯萎,不至于沦落到宋之问那种御用文人的档次。
很少人能够看到李白离开长安的重大意义,它不仅是奉送了中国文化史更多雄浑伟大的篇章,更是展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傲骨。一位绝世的天才,不为富足无忧的生活而卑躬屈膝,不随波逐流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生活,这需要勇气,更需要看破人生的大智慧。
也就是离开长安后,李白的性格越发狂傲,越发不拘小节,这也让他的诗歌迸发出更多的活力和激情。这种性格,可能在普通人身上是不知天高地厚,但对主角光环之下的李白而言,却是引来了一桩桩极具生活情趣的轶闻。
相传李白云游四方,要么追求灵感,要么寻仙访道,当来到华山时,却惊动了当地的县令。当时李白文人打扮,骑着一头驴,当街而过,路过当地县衙所在时,并没有下驴。按唐朝的规矩,在县衙门口只能步行,这一次大概是因为李白喝多了,忘记了此事,颠颠倒倒。
他无心,县令却有意,他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并呵斥李白:你是什么人,竟敢如此无礼?说完,县令还让左右将李白拿下,带到府内,给他笔纸,要他将前因后果详细写出来。
经过这么一折腾,李白清醒过来,不过他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并没有慌张。他接过笔纸,略加思索,写下了这样一段惊世骇俗之言:,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
县令一读,大惊失色,因为这全篇都是狂悖的话:我曾经喝醉了时,用皇上的手帕擦嘴,皇帝不但不怪罪,还亲手为我调制醒酒的羹汤。为了让我下笔,贵妃亲自捧上砚台,高力士给我脱靴。在天子的门前,皇宫大院之外,我尚且能够骑马,真没有想到,区区华阴县,还不让骑驴了!,这也不需要多做解释,上面所写的事情,全大唐的人都知道,只有李白才享受过如此的恩宠。县令马上也明白这到底是谁,马上下跪谢罪:不知道是翰林驾到,失敬失敬。李白也不愿意为难一个小吏,大笑一声,扬长而去。
这段故事,是记载在《唐才子传》中。其实,还有不同的版本流传。至于是不是真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自此之后,骑驴竟然成为了中国文人的时尚。
驴的形象并不好,一开始也不是中原之物,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在脚力还是在驮负能力上都没法与马相比,所以被文人们鄙视。《楚辞·九怀·株昭》:骥垂两耳兮,中坂蹉跎,蹇驴服驾兮,无用日多。
后来在两汉时,驴进入皇宫苑囿,便开始被人所重视,而且逐渐为人所喜。王粲生前爱听驴叫,他死后,与之交好的汉文帝曹丕为了表达自己的哀思,竟然让百官在丧礼上学驴叫。不过,此时还没有文人骑驴的说法。直到西晋时期,阮籍不是骑马上任,而是骑驴上任当官,这才扯上一点关系,不过还是和诗人、作诗沾不上边。
直到李白骑驴,这才奠定了文士的一种形象。宋朝释绍昙还特意写下了《李白醉骑驴图》:酒渴思鲸饮,金鸾早退朝。醉身扶不起,压折老驴腰。也就是从李白开始,唐朝的诗人骑驴的多了起来。杜甫写自己骑驴的诗歌就有三首;贾岛骑驴斟酌推敲二字,撞上了京兆尹韩愈;李贺虽然才高,也需要骑着驴寻找灵感,偶有所得便记录下来。
此后,骑驴和诗人乃至文人的形象越发鲜明,钱钟书先生都曾经说过:“驴是诗人特有的坐骑。”李白的一段轶闻,却形成了后世文人经久不衰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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