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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姜一生“三次出嫁”,却成了春秋时期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宣姜一生“三次出嫁”,却成了春秋时期婚姻制度的牺牲品跟着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宣姜
一生“三次出嫁”的宣姜,是倍受后人批评和指责的女性。
《诗经》中与宣姜相关的“刺诗”竟然多达十一首。不光在数量上碾压了”群芳”,而且从内容上来看,更是极尽讽刺之能事。
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诗经》里的这种舆论导向,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不仅让宣姜的“不贞”之名被人们口口相传,也让后人认定了宣姜的“不贞”之实。
可在笔者看来,是《诗经》为宣姜贴上了“不贞”的标签,是造谣的“始作俑者”。
宣姜一生“三次出嫁”,却成了春秋时期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笔者认为,《诗经》中这一系列“刺诗”的作者,对于“宣姜事件”有臆断的成分,他们没有经过考证就妄下了定论。因为,在中国古代的男权社会,很多儒家拥护者会对“有美色”的女性进行批判,他们的偏见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他们的说辞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
反观《史记》、《左传》,它们的作者对宣姜的记叙是相对中立的,是没有褒贬之意的。
那么,为什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宣姜究竟做了什么?
就让我们拨开迷雾,从史实出发,来看看宣姜所处的时代背景,并分析一下她所经历的“悲剧”。
罪魁祸首是春秋时期的婚姻制度——烝婚制,首先,让我们尝试着还原一下,宣姜第一次结婚的情形:“卫宣公烝于夷姜”。即齐国本来的计划是把女儿姜氏嫁给卫国的太子,结果被太子他爹——卫宣公,在半路截胡。
后人评价宣姜“不贞”时,首当其冲的理由就是一女侍二夫,而这二夫竟然还是父子关系,“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笔者认为,以这个理由而推出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有如下四点:,一、“宣姜事件”实际上是烝婚。奴隶社会中的烝婚,是一种合法的婚姻形式,是符合当时社会婚姻观和价值观的。举行“烝婚”时,整个婚礼的过程是公开的,而且伴随着“烝婚”,还要举行一系列盛大而隆重的祭祀仪式。这与现代人的“结婚典礼”相类似,由此可见,这种行为是被当时的人们所祝福和认可的。
二、“宣姜事件”不是“私通”。相对严谨的《史记》、《左传》二书,它们并没有把“烝婚”和“私通”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这两本书的作者对“私通”这类“不正之事”,皆是持有批判态度的。也就是说,如果真是 “私通”事件,那这两本书必然会对此详细记录,并加以评论,以此来警示后人。可在描述“宣姜事件”时,它们都用了“烝”这个词,说明它们认为宣姜这个事,是合理的。
三、从宣姜“烝婚”事件的结果来看,也是合理合法的。宣姜之后成为“夫人”,其子成为“公”,他们不仅在卫国地位崇高,而且具有合法的继承权。在当时的人们眼里,这种“烝婚”在贵族之间是十分常见的,其实一点也不新鲜。
宣姜一生“三次出嫁”,却成了春秋时期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四、从中国古代婚姻史的角度看,“烝婚”是原始群婚制的遗留。这种制度是“奢侈品”,只有贵族才可以享有。在社会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变的过程中,“烝婚”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它的合法性不应该以后人的道德观念加以否定。
所以笔者认为,在那个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背景下,宣姜身为女子,只不过是“被动”的进行了一场合理合法的政治婚姻。宣姜不该被指责,也不该被污蔑。
可笑的道德绑架——“宜以死拒”,后世有人评价宣姜被卫宣公半路截娶的事件,说她“宜以死拒”。可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观点是十分可笑的。
其实,在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截娶”不仅是合理合法的,更是被宣姜的祖国——齐国,所认可的。而评价宣姜的行为,说她是“忍辱负重,忠君爱国”,才更为恰当。
因为,春秋时期的贵族婚姻,实际上是两个家族之间的婚姻。笔者认为,宣姜的婚姻带有明确的政治意味。宣姜只要对对方家族——卫国的男子,负责就可以。而这个男子无论是父亲还是儿子,都是无所谓的,是可以“烝”或“报”的。毕竟,宣姜有着更为沉重的使命,那就是,需要使两国的婚姻关系不断的延续,以此来保证两个家族之间的政治利益。
试想,如果你是年轻貌美的宣姜,你的父亲要把你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贵公子,你虽然不情愿,但是你的心里可能也会有一丝的期待吧:“他究竟是什么人?”“他待我好不好?”你也会希望,在洞房花烛、盖头被掀起的那一刻,看到的是一个相貌堂堂、气宇轩昂的男人。
可是命运是不公平的,一切无法如你所愿。
宣姜的命运是:在出嫁半路,被一个长得像“癞蛤蟆”一样的佝偻老翁截住,并且成为了他的妻子,而这个老头本来应该是宣姜未来的公公。
在前面说过,“卫宣公烝于夷姜”的做法在当时是合乎“礼”的。可如果这个时候的宣姜采取后人的建议“以死拒”,不仅不符合礼法,还会使齐国和卫国之间产生矛盾。所以,宣姜没有意识,也没有任何理由去“以死拒”。
实际上,宣姜是一个忠于自己国家的女子,她明白自己的婚姻有政治目的。她把个人审美和好恶抛在一边,坦然的接受了她的命运——被卫宣公霸占。因为她知道,齐国的利益大于她自身的利益。
其实,不仅如此,宣姜一生“三次出嫁”。在卫宣公去世后,宣姜又被迫嫁给了卫宣公的另一个儿子昭伯。她从昭伯的母亲变成了昭伯的妻子,从两个儿子(寿、朔)的母亲变成了他们的嫂子……,以今日的伦理观念来看,自从宣姜到了卫国,她就被迫处于极端混乱的关系之中。
恶之根、悲之花,却结出善之果,宣姜的前半生是个悲剧。但是她却勇敢的活了下来,并且一直没有放弃希望。
在宣姜的悉心教导下,两个儿子都先后当上了卫国的国君,即卫戴公和卫文公,且后人对他们的评价都很高。
宣姜的两个女儿,一位是中国第一位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另一位远嫁宋国,在卫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竭尽全力的进行动员工作,不遗余力的请求宋国救援卫国,是她,成功拯救了卫国。
试想,如果宣姜真的是一个“不贞”之人,怎会教导出如此优秀的儿女?
所以在笔者看来,宣姜只是一个不能随意支配自己前半生命运的女子而已。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道德准则不断的变化。像《史记》、《左传》这样严谨的著作,它们的作者针对“宣姜事件”的叙述都语焉不详,是因为他们不敢妄下定论;反观,像《诗经》这样东拼西凑的文学作品,它就敢把宣姜定性成“不贞”之人。
笔者认为,《诗经》不仅脱离了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而且还盲目的用儒家礼教来约束、指责宣姜,这是极其不公平的。其实,宣姜是一个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活生生的被儒家卫道士钉在了耻辱柱上。
读完《诗经》的儒家卫道士评价“宣姜事件”——“这是一首大胆揭露贵族统治阶级内部荒乱无耻的讽刺诗”。多么可笑!,在笔者看来,他们说宣姜“不贞”,却不说她为何“不贞”;他们说诗中欲“刺荒乱无耻”,却不说究竟是何种“荒乱无耻之事”。
看看罢!卫道士们满足了自己的“口腹之欲”,实现了自己的“阶级复仇”,而他们成功了。
他们成功的把一个可哀可悯的女性,踩在了脚下。
错并不在宣姜,错在那个原始的时代;
恶也不在宣姜,恶在那以讹传讹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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