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此做了研究,他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所谓“东海上人”,也就是濒临东海而居。《孟子·离娄》篇里也曾提到这个问题,“(姜)太公避纠居东海之滨”,《尚书·大传》篇里也有类似说法,应该说很有道理。因为那个时代正是暴君肆虐,诸夷内叛的混乱时期,像姜子牙这样有头脑的人物,审时度势,隐居于东海边上,以为韬晦之计,不是没可能的事情。
司马迁的观点符合孟子的说法,然而“东海上人”依然缺乏具体地点。到了晋张华写《博物志》时,才找到了姜子牙的故里:“太公望所出,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唐代李吉甫撰写《元和郡县志》时,详细说了姜子牙的故里:“海曲故址在莒县东百六十里”,“海曲古城有东吕乡,太公望所出”。后来元代的于钦写了《齐乘》一书,对此也作了考察,他再次认为:“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水名),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以上三家皆云“东吕乡”是姜子牙的故里,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名,西汉时即在琅邪郡的海曲县设有“东吕乡”,海曲县在东汉时改为西海县,其治所在今山东日照市西。姜子牙的故里“东吕乡”,即今日照市东港区(原日照县)秦楼、石臼一带,这不仅符合姜子牙为“东夷之士”的说法,也同孟子、司马迁“东海上人”的观点完全一致。另从《日照县志》、《莒州志》及清代日照名士丁恺的《望奎楼遗稿·西海征》等方志史料来看,明代万历年间东吕乡尚有遗迹可考:秦楼街道的冯家沟村即“太公望所出”的故里,张家台筑有规模可观的姜公祠,因为年代久远,塌圮失修,这些遗迹已经找不见了。
姜子牙的故里真是东海边的东吕乡吗?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理由是早在汉代就有人认为姜子牙是中原地区的“汲县人”(今河南省汲县)。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在汲城东门北侧有姜太公庙,庙前碑刻上说汉代会稽太守杜宣、汲县县令崔瑗一致认为太公故里在汲县,并说他的旧居还保存着。
除此以外,在《汲冢书》上也明确写着太公为“魏之汲邑人”。《汲冢书》是西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在盗掘魏王墓时得到的一部竹简书,以漆书蝌蚪文记载了自黄帝到魏襄王2200年的历史,它比司马迁的《史记》早200多年,当然距离姜子牙生活的时期更近些,因而此说也更可信些。《汲冢书》出土第九年,也即太康十年(289),汲县令卢无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太公乃汲县人”的文字。汲县古来就有太公庙宇和祠堂,还有太公阁和太公故里吕村。此外,《太公庙碑》、《齐太公吕望表》碑、《重修太公庙碑》等古代碑刻也都记述了汲县是姜子牙的故里。后代很多学者赞同此说,认为姜子牙的故里非汲县莫属。
对此,元朝文学家王恽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汲县令卢无忌的说法未必可靠,后来者也是人云亦云。司马迁是很严肃的历史学家,对于姜子牙的祖居地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况且不是孤证,要否定姜子牙是山东人的观点证据不足,不必为此节外生枝。此外,《博物志·注》也明确说姜子牙出生在“海曲县东吕乡东吕里”,清代学者阎若璩同样认为“太公望出生地在山东东吕乡”。看来从春秋战国时期直至清代,认为姜子牙是山东人者居多,对此似不必再费口舌。
可是许多学者认为问题不这么简单,对此应作具体分析:《孟子·离娄》和《尚书·大传》说得很清楚,姜子牙是为防止纣王的迫害才迁居于东海边的。当初,要干番事业的姜子牙曾想效命于纣王,未受重用,后来他又因为提意见而触怒纣王,结果遭其追杀,这才卷起铺盖走人。中原汲县距离山东不是太远,姜子牙逃到东海边上定居完全符合情理。而“海曲县”之说,迟至唐朝时才首次提出,其根据从何而来?显然也是证据不足。还有的学者从姬、姜两姓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姜子牙无论如何不会是东海海滨人氏。
为什么姜子牙的故里有山东与河南之说?有人认为这不奇怪,总的来看先贤们的说法都没有错,错就错在把姜子牙的故里和他的迁居地弄混淆了。《战国策·秦策五》说姜子牙原先是商朝战败部落的首领,家居棘津(即河南汲县),因为得不到纣王的任用,一气之下跑到外地做了宰牛的屠夫。他当然不会满足于这种混饭吃的行业,后来听说西岐的西伯是个明君,又跑到渭水垂钓,被文王聘用,干出了一番伟业。由此看来河南汲县是他的老家,山东海滨算作游寓,尽管他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但不能视为其故里。是耶?非耶?至今还在争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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