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燕国覆亡,慕容子弟无不以复国为己任,于是五大燕国并立;及至后世,北宋灭亡,宗室据半壁江山,是为南宋;南宋以后,又有南明,期间虽内斗不休,却仍是明朝宗室的一些努力。
可见王室倾颓之际,总有宗室挺身而出,匡扶社稷。然东汉末年的宗室人物,却一反常态:眼见汉室将亡,这些宗室要么割据一方,以图自立;要么加入曹操麾下,为其鞍前马后,甚至在篡汉过程中出力颇多。
初,汉高帝刘邦大封诸侯王,欲用藩王为辅,以“惩戒亡秦孤立之败”。至东汉末年,献帝孤伶,刘氏宗亲手握重兵者虽多,却冷眼旁观,何以至此?
一、汉末宗室的划分,乱世下的汉末宗室,主要可分为三方:一是割据势力,主要有幽州牧刘虞、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焉、兖州刺史刘岱、扬州刺史刘繇;二是亲曹势力,主要有刘晔、刘放二人,为曹魏初建出力颇多;三是反曹势力,即以刘备为首的抗曹联盟。
(见上图)汉末主要室宗人物分布图,不难看出几条规律:,1、出身问题:除刘虞之外,割据势力的汉室宗亲(包括刘备),都是西汉宗室之后。
2、成名伊始:除刘虞之外,割据的汉室宗室皆以风评、名声而任职。刘表为汉末“八顾”之一,因党锢之祸沉寂多年;“岱、繇皆有隽才”,却也是“幽滞”之士,故董卓拔刘岱、李傕拔刘繇;刘备亦曾显名于中原。
3、日后结局:除刘备之外,其余割据宗室皆以失败而告终。
4、两汉之分:割据势力中,刘焉备受汉庭重视,其他宗室却遭受打压;亲曹势力中,刘晔发狂忧死,刘放却“功遂身退”。
事实上,这些规律绝非巧合。它们反映出的,正是东汉时期的宗室政策。
二、从打压到利用,宗室、外戚、宦官,是古代帝王身边的“关系户”。宗室即帝王血亲,外戚是皇族姻亲,宦官则是帝王近臣,三大“关系户”之间往往互相制衡。但在两汉时期,宗室却鲜有作为,这显然与西汉初年的七国之乱有直接关系。故汉武帝在位期间,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以“阿党法”“附益法”辅之,成功加强了中央集权。
东汉前期的宗室政策,多沿袭自西汉。据《三国志·孙奋传》记载:“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于宫内,不得临民,干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又按《后汉书·光武帝纪》:“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上图_ 东汉版图,由于东汉前中期对宗室入仕有着颇为严格的限制,导致“自汉兴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在长达130余年(公元25—161年)的时间内,宗室任公卿者寥寥无几,只有十余人;至于分派到地方上的刺史、州牧,更是仅有刘称一人(司隶校尉)。
显然,宗室可以反客为主,取代皇权,这才被排除在权力中枢外;因而有汉一代,外戚与宦官总是轮番掌权,但这同样对皇权造成了较大威胁。
如桓帝即位,外戚梁氏从龙有功,“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可谓如日中天。大将军梁冀更是“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机事大小,莫不咨决之。宫卫近侍,并所亲树。禁省起居,纤微必知”。
外戚干政,皇权旁落。前有质帝因一句“跋扈将军”而殒命,后有桓帝初登大统却伏低做小,“不敢谋之”。直到梁太后去世,桓帝这才抓住机会,利用宦官压倒梁氏。
悲哀的是,外戚梁氏倒台后,其掌控的政治权力,并未被桓帝全部收回,其中多数转移到了宦官手中。谋诛梁冀的五大宦官,同日封侯,威震朝堂,然“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为寇贼”,朝堂再次陷入动荡。
眼见宦官弄权,清流名士无不愤慨,他们奔走呼号,以强硬手段打击宦官,如此激烈姿态,引来桓帝反感,由此诞生了第一次党锢之祸。以李膺、陈寔为代表的200多位党人,纷纷遭到逮捕或禁锢。在此情形之下,桓帝只好重新启用宗室(且多为东汉宗室),用以制衡宦官与外戚。
据相关统计,桓、灵、献三朝约30余年内,宗室任公卿者接近30例,出任州牧、刺史者,亦有十几例。从东汉宗室政策的变化,不难解读出汉末宗室的微妙态度。
上图_ 东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5年1月15日-57年3月29日),字文叔,三、平民化与豪族化,东汉建立后,西汉宗室诸王皆降为侯爵;而刘秀近支宗族却得到荫封,封王者屡见不鲜。换言之,这些出身于西汉宗室的远支宗室,虽然在经济上并未受到苛待,却失去了向中央靠拢的机会。
几代下来,西汉宗室以及东汉宗室的一些远支,大多沦为平民。当然,作为地方上的主要管理者,他们也可以通过察举制重新进入仕途。既如此,他们与一般的地方豪族也就没太大差别了。所谓“汉室后裔”的头衔,并不能为他们增添多少资本。
因此,诸如刘表、刘备、刘虞等人,之所以能割据一方,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名声斐然,受海内知名人士追捧。唯有幽州牧刘虞,其父、祖皆为高官,乃桓帝改变宗室政策后的受益者。因此,当袁绍、韩馥等人欲另立刘虞为新帝时,后者会坚决表示反对。
刘虞是东汉宗室,世代深受皇恩,自然有此忠诚。反观其他宗室,早就被边缘化,缺少中央庇护的他们,“天下争欲思刻贼王以求功”。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他们纷纷转为地方豪族。不难看出,这些人基于“汉室后裔”而产生的忠汉观念,微乎其微。
因此,汉末宗室人物或是割据一方,或是投奔曹操,都是他们为本家寻找新出路的一种方式。割据势力大多阴图自立,其代表人物刘焉、刘表,一个闻“益州有天子气”,遂令汉中张鲁隔绝通道,当起了“土皇帝”;一个在荆州构建自己的“乌托邦”,还堂而皇之地“郊祀天地,拟斥乘舆”,多行僭越之举。
至于亲曹势力中的刘晔与刘放,二人虽同为元老旧臣,结局却大不相同。现在看来,东汉宗室刘晔忧死而西汉宗室刘放善终,未必与出身无关。
比较特殊的是刘备,他也属于割据势力。之所以将其单列,是因为其政治立场的不同,这是他能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
上图_ 刘备(161年-223年),实际上,包括刘备在内的远支宗室,在中央默许下,常年受其他豪族侵犯。因此,平民化的宗室虽也能出任地方官,却无法像其他豪族那样积累起强大实力。故而刘表、刘焉等宗室人物想要割据一方,尚需地方豪族的支持。
刘备亦是如此。但不同的是,他是“反曹势力”中的先锋,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刘备大可痛斥其为“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后打着“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名义,进行各种政治、军事与社会活动。
刘备能走多远,全靠“友商”能走多远。曹操进魏王,于是刘备打下汉中后,便可称汉中王;曹丕僭越称帝,刘备遂紧跟其后,于次年称帝立“汉”。
血统之便利,诸多汉室宗亲都有;但名义之高位,却是刘备独有,这正是他能成功称帝的根源所在。
参考资料:,[1]范晔撰,李贤注,王先谦集解 《后汉书集解》
[2]陈寿撰,裴松之注 《三国志》
[3]岳庆平 《东汉在政治上对宗室的限制与利用》
[4]张楠 《东汉末年的宗室刺史、州牧》
[5]贾海龙 《东汉宗室分封秩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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