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曾根据形势需要短暂地建都于武昌,是基于219-228年特殊的形势做出的务实调整。
不过,当形势回归常态后,孙权还是回到了历史的常态——迁都建业。
定都金陵是“南朝”常态,荆、扬二洲,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宋书.何尚之传》
从东吴到后来的东晋、南朝,南方政权多是定都于金陵(包含这种历史名称),这是由地理经济决定的。
南朝的重心有两个:荆州、扬州。
如能像刘表一样全据荆襄,则荆州经济比江东好。
正常情况下,唐代以前,荆州的经济比扬州要好。
但是,当南北对峙,尤其沿长江对峙时,情况就不同了。
荆州最为富庶的江汉平原,在长江以北。对于以长江天险自守的南朝来说,江陵以北,不论名义上归属于谁,都是很难有效控制的。
如此,南朝能稳固统治的荆州地区,其实只有南郡及荆南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荆南地区经济都不太发达,要以半个荆州为重心统治南方有些力不从心。
因此,以扬州财赋为本,治理南方是南朝的常态。
与此同时,沿江对峙时,一旦北兵耀兵于江北,武昌等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相比之下,在大运河开通之前,金陵地区的水系则极为复杂,即使北兵渡江,在金陵附近连一块展开大军的地方都没有。
因此,晋灭吴时,即使吴已经奄奄一息,已经渡江的王浑仍然不敢攻建业,一定要等顺江而下的晋军前来解决问题。
孙权都武昌是特殊环境下的选,219年,吕蒙白衣渡江袭击南郡时,孙权即已抵达荆州。
在称帝前,孙权一直在公安。
无论出于进攻还是防守,或是维持稳定,这都是孙权必须作的。
1、维持稳定。
孙权所袭的南郡、武陵等地,久属刘备。刘备、关羽在此颇得人心。而自刘表时期开始,孙权即与当地多年争战。
因此,孙权必须亲自坐镇,稳定相关地区形势,消化战役结果。
2、防御:照顾两头。
吴蜀闹翻后,两国大战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孙权又必须防备北方曹丕南下。
孙权治于武昌,可以照顾荆、扬两个战场。
事实证明,这是非常得当的。
夷陵之战,孙吴击败了刘备;不久,孙权又挫败了曹丕三道伐吴。
连番大战,孙权应对得十分从容。
3、进攻:荆州是争夺焦点。
三国时期,吴魏争夺的焦点一直在淮南,唯孙权称帝前后例外。
这是因为:此时的荆州,魏、吴的统治都不稳固,是双方趁虚而下的焦点。
经过关羽北伐,荆州北部已经残破不堪。曹丕甚至一度放弃襄阳。吴魏在襄阳发生过易手。
吕蒙在白衣渡江前,策划的局面是:吕蒙自己坐镇襄阳,虎视北方。
因此,孙权坐镇荆州,可以说是继承了吕蒙时期的思想,以襄阳为发展目标,进行北伐。
可以说,在219年-228年,无论是维稳还是防守、进攻,孙权都必须坐镇武昌,以寻求机会。
迁回建业:形势改变,可是,形势很快就变了。
1、荆州方向国防压力顿减。
(1)、吴蜀和解,蜀国的军事威胁基本上解除;东吴基本上可专心对北作战。
(2)、曹魏无力威胁江陵。
曹丕三道伐吴时,江陵朱然能战之兵只有5000,而曹丕集结了曹真、张郃、夏侯尚大军来攻。
可是,东吴在没有调动陆逊军的情况下(吴蜀尚未和解),即挫败了曹丕的攻势。
此后,曹丕两次伐吴,重心遂转到了东线。
可见:曹丕也认识到,在荆州方向很难形成突破。
而在吴蜀和解后,魏国要突破江陵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不再是魏国的主攻方向。
2、荆州方向攻势受挫。
226年,曹丕去世,孙权趁机北伐,重点放在了襄阳。
可是,孙权、诸葛瑾两路悉数败得毫无悬念。
相反,227年,在淮南方向,孙吴在石亭大败曹休,吴军将帅甚至提议趁机大举北伐(被陆逊劝阻)。
因此,此后,孙权调整攻略方向,仍以合肥为目标,组织攻势。
3、稳固根本。
孙权称帝前,完成了江东政权的本土化。
孙权以顾雍、陆逊等江东大族担任最高政治、军事长官,以换取大族的支持。
因此,如何处理好与江东大族微妙的合作关系。既能妥善利用,又能有效控制江东大族,成了孙家维持政治稳定的首要任务。
因此,迁回建业,是加强对江东大族的控制,稳固根本的必然选择。
总的来说,无论是长期建都江东,还是短暂地治于荆州, 都是孙权根据现实需要做出的务实选择。
孙吴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划江而治”的南方政权,与孙权的务实是分不开的。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历史百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发送邮件至 contentadmin@163.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本文链接:
https://lishibk.com/post/46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