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三国志》中《蜀书后主传》有这么一段评价:“后主任贤相为循理之君,然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孔明虽达于为政,犹有未周焉。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此优劣著矣。”,意思是说:“后主刘禅在位期间的历任宰相都是贤臣,诸葛亮、蒋琬、费祎,包括后来的大将军姜维,哪个不是一流的人物。这说明刘禅是个“循理”善任的明君啊!然而蜀国没有修史,平时皇帝日常起居注和朝廷日常工作实录都没有设置,因此导致很多事件和细节都被遗漏了。
诸葛亮虽然精通理政,在这件事上却没有做到周全。然而后主刘禅能十几年不改年号,对外作战频繁,却从来没有妄加赦罪来增加兵力(魏、吴两国却经常将狱中囚徒赦罪充军,东吴更是派兵出海掠夺夷民为兵,甚至吴国腹地山越人为了反抗抓壮丁频频暴乱),就这一点,刘禅难道称不上卓越吗?就这点他的优劣就已经很明显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特别是在诸葛亮去世之后的刘禅,他是如何亲政理政的,看看他到底是怎样一个皇帝?以及在他亲政期间是否真的如俗世所传“贪图享乐”以致亡国,据史载刘禅除亡国后东迁洛阳,在他当太子到做皇帝在位期间,只有过一次出外“巡视”,这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另外,还有我们众所周知的“乐不思蜀”,他在亡国前后果断而又睿智的表现,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更使成都百官和蜀汉军民免于战火和战后残酷的劫掠。无论是亲政还是最后投降,我们都能从中发现刘禅“深谙进退之道”,不但理政有序,而且还能非常敏锐地审时度势,拿得起放得下,顺天应命,就连敌人司马昭、司马炎都对他倍加称赞,视他为久违的好朋友,更无一点威胁和加害之意(比起东吴亡国之君孙皓那张死鸭子嘴要强多了),这难道不是刘禅为人处事的极高明之处吗?
《三国志》中记载,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二年,也就是丞相诸葛亮北伐的第六年,诸葛亮在当年的八月秋天,病死于渭水之滨五丈原上。刘禅开始亲政,对外他首先任命左将军吴壹为车骑将军,统率汉中的所有北伐精锐之师,防备曹魏,对内他按照诸葛亮遗命以原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代理丞相职务,打理国政,这是多么稳健的安排,委任名不见经传的将领,对外不刺激魏国,又立马起用孔明旧部能臣,在内起到稳定人心之效。
建兴十三年,刘禅又升任蒋琬为大将军,将军国大事都交托给了他,看来刘禅也是深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择贤善任,能者多劳”的道理。建兴十四年夏天,刘禅极为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即位以来空前绝后地迈出了成都府,前往湔水堰,登临了堰顶,在此观看了汶水河流。湔水堰指的就是著名的都江堰,这是翻遍正史和野史当中,唯一一次记载后主刘禅离宫出游。
至于为什么他要在诸葛亮死后的第二年,来到湔水堰,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有人说他是出来游玩,因为诸葛亮一死,他就可以放飞了。也有人说是来视察水利工程。但是假设他是出游,为何不选择风景秀丽的其他地方,且在此驻留十天之后,此后就再没见他有任何出游娱乐的行迹。
如果说他是为了视察水坝工程,这完全和他当时的身份不符合,蜀汉朝廷虽小,但百官各司具备,自有掌管水利的官员,犯不着皇帝亲自过问此事。所以说后主观汶水之流,真的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谜题。(建兴十四年夏四月,后主至湔,登观阪,看汶水之流,旬日还成都。),接下来却又发生了更诡异的事件,建兴十五年,皇后张氏薨(张飞的女儿)。皇后死的第二年,刘禅居然改元了,也就是更改了年号,即“延熙”元年,按传统大赦之后,立长子刘璿为皇太子,这个刘璿并非张皇后所生,而是王贵人所出。此子生于建兴二年,也就是说丞相诸葛亮辅佐刘禅整整十二年,蜀汉是一直都没有立太子储君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以诸葛亮的深谋远虑,不会不为刘禅考虑和安排立储一事吧?有人说诸葛亮一直忙于北伐,没有顾及到此事,可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也是建兴七年以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前面六年他在国内处理政务的时期内,为皇帝立储一事一直没有提上议程,甚是奇怪也!,刘禅改元“延熙”,延就是延续的意思,熙就是欢乐祥和的意思,也就是说刘禅希望从此欢乐祥和的日子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之前的“建兴”年号,则是诸葛亮为他采定的,意在“建立兴盛的大汉”,可惜这个愿望再未实现。延熙元年年底,刘禅又放心把大将军蒋琬派到了汉中,替代了临时北伐统帅吴壹,开始掌管诸葛亮留下来的蜀中精锐。
直到延熙二十年,北方魏国大将军诸葛诞(诸葛亮的族弟)在淮南寿春联合东吴,反叛魏国对抗权臣司马昭,这一年刘禅也派出了大将军姜维从骆谷出兵,趁机北伐魏国,结果魏国司马昭平定诸葛诞叛乱,并分兵击退了蜀军,使得姜维几乎是无功而返。刘禅的反应是,宣布大赦,稳定人心,第二年又改元“景耀”,也就是说“延熙”翻篇,欢乐祥和的日子已经到头了。
关于改元的说法,《三国志》倒是有解释,太史夜观星象,说天空中景星出现,景星就是祥瑞之星,瑞星凌空,古书上说是有道之国将现,刘禅则认为这对蜀汉来说是件大好事,于是决定改元,同年姜维也被召回了成都,而不是趁天现异象,大举伐魏,可见刘禅并不是头脑发昏的主儿。
景耀六年,魏国司马昭命征西大将军邓艾、镇西大将军钟会分兵伐蜀。没多久,姜维所率蜀汉精锐被钟会困在沓中,后主刘禅则被邓艾大军围困在成都,最后主动出城投降,受到了邓艾的极高的礼遇。
在刘禅投降前夕,蜀汉朝廷也有过短暂的异议,除了主战派认为要死守待援以外,还有一派认为刘禅应该趁魏军还未形成合围之势,远走南中荒蛮之地,或东投吴国寄身安命。这时候的刘禅表现出罕有的乾纲独断,他说:“去南中,人生地不熟,且蛮部本就是凶险之地,断不能去!”想想一千年后的明永历帝朱由榔为避清兵逃入缅甸的下场,就知道刘禅有多么睿智了!,接着刘禅又说:“东投吴国也是断不可行的!魏国能灭我蜀汉,往后吴国的长江天堑也就如同虚设了,哪天魏军只要从长江上游顺江而下,他还能抵挡得住吗?我到吴国做寄身天子,已经是莫大的屈辱,等到吴国灭亡,难道还要让我再受一次屈辱吗?如今我若归降,不但能为大家谋个率先投诚的优待,毕竟魏国要做给东吴看嘛!等到不久东吴也降了,我们在降臣中的地位岂不还能凌驾于吴人之上吗?”,这一番话说得蜀汉群臣心服口服,这才迅速促成了蜀汉的归降,免去了无谓的抵抗和伤亡。也正因此,刘禅才受到了司马昭父子的诚心青睐和友善对待,并不是像演义中讲的那样靠“白痴”加“呆萌”来哗众取宠,进而忽悠老谋深算的司马昭。
司马昭灭蜀之后,又将后主举家东迁至洛阳,并封为安乐县公,终身享受皇家待遇。直到司马昭死后,司马炎建立西晋王朝,三国统一,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七年,刘禅才于洛阳病逝,寿终正寝,也就是说蜀汉灭亡之后他还安安乐乐地活了将近十年,这在历朝历代亡国降君当时也是极为罕见的。至此,看官们是不是要对以往这位人们心目中“扶不起来的阿斗”要另眼相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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