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子贵母死制度是因胡太后废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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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北魏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北魏有条很不人道的制度，在皇位传承中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这条制度叫做“子贵母死”，具体的实施是从道武帝拓跋珪时候开始的，一直到了宣武帝元恪时代才被终止。这条制度规定，一旦皇子被立为皇太子，他的生母将被赐死，以防止母族做大而掣肘皇权。拓跋珪对此的解释是沿用了汉武帝刘彻的制度，当初刘彻赐死钩弋夫人，就是避免其家族控制年仅八岁的汉昭帝刘弗陵。尽管历代皇帝的母亲深受其害，但依旧被延续下来，直到元恪执政时宣布取消，才使胡太后成为第一个活下来的皇帝生母。
对于元恪取消这个祖宗制度的说法在历史上很多，既有主流历史学界的解释，也有很多稗官野史的推测。主流历史观认为，元恪是因为崇信佛教，讲究仁慈治国才取消了“子贵母死”的不人道制度。而民间的稗官野史则不认同，他们认为是因为胡太后外貌美颜，后宫手段厉害，所以深受元恪宠爱，将其迷得晕头转向。元恪取消“子贵母死”的制度是因为舍不得胡太后，而他又只有皇太子元诩这个在世的独子，所以只能取消这个制度以达成两全其美。这两种说法在后世的历史书中都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各种争论众说纷纭。
可是如果仔细的阅读北魏史料，就可以发现这两种说法都是说不通的，也是古代学者们牵强附会的解释。对于第一种元恪信佛的说法，完全是为了给元恪贴金。元恪信佛不假，而且胡太后也是迷信佛教，夫妇俩在位期间大修佛寺，并扩大了龙门石窟的规模，建造无数巨型佛像，成为古代宗教艺术的奇迹。但这些并不代表他们是仁慈，其实这两位在政治斗争中都不是什么善类，元恪尤其心狠手辣。为了夺回皇权，加强北魏朝廷的中央集权，先后处死了受到其父拓跋宏重用并委派为顾命大臣的，元禧、元详、元勰等皇叔，可谓是六亲不认。
为了掌控皇权和加强中央集权，元恪可谓是费尽心思，无所不用其极。他宠信国舅高肇，纵容他诬陷和打压宗王势力与门阀士族，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其中他的第一个皇后于氏便是因此郁郁而死，而于氏所生之子也因为高肇故意耽搁其病情而早夭。其中的原因是作为鲜卑八大门阀之一的于烈于忠父子掌握禁军权力，他担心于氏所生之子成为太子会威胁皇权。元恪连自己亲生儿子和结发之妻都不能放过，他的人性中还有什么仁慈可言?说他因为仁慈而取消“子贵母死”的制度，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对于第二种说法，其实民间并无多少证据，只是主观臆测而已。胡太后并非元恪的皇后，甚至连皇妃都不是，只是贵嫔而已，在北魏的宫廷中地位是不高的。她的地位不但比不上继于氏之后当皇后的高英，甚至比不上比她早进宫的嫔妃。史书中并没有元恪盲目宠爱胡太后的记载，更不要说胡太后用各种厉害手段把元恪迷得晕头转向。实际上胡太后崛起是在元恪去世后，因为儿子元诩被拥立登基，她作为皇太后临听制，所以才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从史料记载来看，元恪并非沉迷女色的皇帝，说他因迷恋胡太后而改变制度并不成立。
从北魏的各种史料来看，元恪既非仁慈的皇帝，也非好色的皇帝，而是善于弄权的皇帝。他从即位开始就玩弄权术，先从以元禧为首的顾命大臣和宗王势力中夺回皇权，得以完成亲政。然后又扶持国舅高肇，借此打击宗王势力和鲜卑、汉族的门阀士族，加强朝廷的中央集权，使朝廷权力集中于他一人之手。
可以说元恪执政时期不一定是国力最巅峰的，但绝对是中央集权最强大的。以他善于弄权的性格是不会完全相信任何人，包括在帮他夺回皇权得以亲政的于烈于忠父子。他扶了持高肇兄弟之后，广泛的打压了鲜卑和汉族的门阀士族，于氏因为是皇后的亲戚反而深受猜忌。
以他的这种性格，对于高肇把持朝政也不会完全放心的。前文讲过他选择高肇是因为高肇来历比较单纯，在中原没有势力，于门阀士族的关系也不好，不会担心他们尾大不掉。但高肇长期霸占权位之后，高丽高氏也开始和中原门阀密切交往，再加上高肇的侄女高英成为皇后，这就使得高丽高氏出现了不可控的变化。以元恪多疑猜忌的性格，自然会做出提前的准备，而保住胡太后就是他的重要首手段之一。可以说从政治斗争的策略来看，元恪取消“子贵母死”的制度保住胡太后，其意图与当初扶持高肇打击宗王势力是异曲同工的。
胡太后是河州刺史胡国珍之女，从出身上看连门阀士族都不是，只能算是官宦世家。在南北朝时代门阀士族是第一位的，普通的官宦世家只能是第二位。高肇虽然是高丽高氏，但冒认渤海高氏的分支，也勉强挤进了门阀士族圈子。可胡太后的家庭出身比高肇还要偏，地位更低得多。她家祖上是后秦的贵族，投降胡夏后又受了赫连勃勃的爵位，胡夏灭亡后再投靠北魏。她的父亲胡国珍虽然继承了家族武始侯的爵位，但在贵族圈子中也是低端角色。她并非走官方途径入宫，而是靠当尼姑的姑姑在宫廷讲经说法时走后门入宫的。
当时皇后高英没有儿子，元恪活着的儿子中只有元诩一位，他是胡太后所生。所以在立太子的层面，元恪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立元诩为太子。按照“子贵母死”的制度，元诩立为太子，则必须赐死胡太后，将元诩交给皇后高英抚养。可如此一来，便产生了国家大权失控的风险。当时高肇已经把持朝政，高英是高肇的侄女，形成了内廷与外朝互相呼应的政治格局。如果再把年幼的元诩送到高英手里，那高丽高氏不但掌控了现在，还控制了未来。一旦元恪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高英肯定临朝听制，这就是第二个冯太后。
为了掣肘高丽高氏在朝廷中的权力，元恪是绝不会把元诩交给高英的，这就必须保证胡太后活着。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元恪在违背祖制取消了“子贵母死”的制度，让胡太后活了下来。在他看来胡太后的家族比高丽高氏都不如，胡太后凭借家族把持朝政的可能性不存在。如果朝廷中出现胡氏和高氏制衡的格局，他也是乐见其成的。如果能够围绕元诩出现胡氏、高氏、宗王及其它门阀互相牵扯的政治格局，这更有利于元诩控制国家大权，保证中央集权的政治生态。可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元恪的想法太天真，反而给北魏埋下大患。
元恪没有预见到，胡氏虽然不强，但却愿意和宗王势力、门阀士族合作，联合打击高氏在朝中的霸权，使朝廷权力再次被掌握在太后手中。而胡太后利用这种权力临朝听制，使元诩成为了傀儡皇帝。而她与宗王、门阀的联合也铲除了高丽高氏的势力，成为一家独大的执政联盟。从根源上看，元恪多方政治平衡未能实现的原因在于，高丽高氏和胡氏的势力都相对薄弱，又不能联合与宗王、门阀势力抗衡，最终只能各自斗争。由于高肇与宗王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使得胡氏成为宗王势力支持的对象，年幼的元诩只能成为牺牲品。
从元恪对国家大事的安排来看，他明显犯了中国古代守成皇帝最容易犯的错误，过于依赖用权谋手段治国。这种办法充分利用的皇帝身份和皇权的力量，能够以较小的代价，达成较大的整治成果，加强朝廷的中央集权。他扶持高肇也好，废除“子贵母死”的制度也罢，都是为了玩弄权术的需要。可权术这种政治工具都是依托于人存在的，当人不存在了，权术的力量则荡然无存，制衡的效果便完全消失。失去制衡的政治生态，要么使得朝廷在内耗中逐渐衰弱，要么引发一轮一轮的政治斗争，最终走向亡国的结局，北魏的发展正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