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是没有农民起义,清军能否打败明代?这是一个读者私信我的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若是没有李自成那么清军就无法顺利入关,甚至连辽东的局势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客观地说,大明代的灭亡农民起义是主因,关外的清军是次因,换言之明代的内部矛盾才是导致亡国的根源。很多人都说,崇祯皇帝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决策上犯下了重大失误,这固然有道理,但我们却忽视了另外一个原因——天灾。
明中期以后,农民起义时有发生但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明末时期,农民起义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事实上,西北地区的动乱在崇祯之前已经十分严重。
崇祯皇帝继位时,他不可能想到,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这个角度看,他所接手的帝国正处在一个最危险的时期。大明经过200余年的统治,人口已经从明初的六千余万人发展到两亿。
崇祯统治的时期,大明的人口发展曲线正好处在巅峰状态,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巨大的人口数量,几乎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如此多的人口规模,自然也就需要同等的物质资源加以维持,说白了就是要百姓有饭吃。
然而从14世纪开始我国的气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天气逐渐由暖转寒,到了17世纪刚好发展到顶点。在以农为本的封建时代,极端气候的影响无疑是致命的。据统计,当时江南一带的农作物生长期比现在要短半个月,北方则要短20天。这种严寒的气候对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形成了巨大的危害。
除了严寒气候,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又刚好赶上了千年不遇的干旱气候,尤其是黄河流域,持续三次出现了百年未遇的大旱。严寒加上大旱让农业生产雪上加霜,即便是在政治稳定时期,要想解决这个难题已经十分棘手。
万历时期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应付这些天灾尚能承受。但随着国库的不断空虚,粮食的短缺,到了崇祯继位后全国已经掀起了一股饥荒大潮,百姓没有饭吃,那么社会危机也就随之而来了。
封建时代没有先进的统计手段,限制于生产力的落后,这种人口膨胀和农业萎缩相结合的危机根本无法克服。但如果有一个高效的政府,能拿出一套救灾保民稳定社会的办法,或许可以减缓这种危机。
遗憾的是,崇祯时期的大明代政极度腐败,腐败就意味着没有效率,因此自崇祯以下直到各级官吏,都搞不清楚大明王朝究竟面临的是一种什么危机,更不可能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便是崇祯一朝的基本特点。
当时全国受灾最严重以黄河流域为主,尤其是陕西、河南两省最为惨烈。明代的陕西省是全国13个省中地域面积最大的,包括现在的陕西、甘肃、宁夏全部和青海、新疆的一部分。在明初时期,陕西是主要的兵源地,到了崇祯时,则成了暴动作乱的始作俑者。
崇祯初年,陕西的灾情已经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庄稼颗粒无收,百姓以树皮蓬草为食多年,甚至发展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这个时候朝廷又拿不出钱来赈济灾民,在如此的悲凉情况下,就只有造反这一条路了。
历史告诉我们,凡有天灾必有人祸。陕西的各级官府没有因连年饥荒而停止征收赋税,由于当时辽东的局势十分紧张,国家临时加征的各种名目繁多的赋税,反而比平常更为严重。
官府催粮就好比是催命,一些州县的酷吏只要完足钱粮,根本不顾百姓的死活,派出大量的差役,地方官府的监狱里头人满为患,甚至县衙大堂血流满阶。连基本生存都得不到保障,那么不是逃亡就是死亡。
就在崇祯继位的头一年,陕西澄城县的饥民因为不堪饥饿与知县张斗耀的残酷催科,用墨涂黑了脸,在山上聚众起义。饥民的首领高声问:“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声回答:“我敢杀”,这样大喊三遍,算作誓师。而后他们闯进县衙,把张斗耀乱刀砍死。
陕西澄城农民的这次杀死朝廷命官的暴动,就是明末农民起义的正式开端。星星之火一旦点燃就会呈燎原之势,澄城暴动之后,西北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崇祯元年冬,农民起义的队伍已发展到数万人的规模。
自陕西农民起义爆发后,崇祯皇帝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大明王朝耗尽了最后的元气,付出的巨大的代价。加上辽东清军的不断袭扰,大明灭亡不过也就是时间问题。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崇祯时期没有爆发严重的内乱,仅凭区区十余万的清军是无论如何也进不了山海关的。崇祯皇帝虽然固执、自私,但他毕竟不是一个昏君,只不过遇上了天灾、人祸、外患,可谓是生不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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