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土客大械斗死了百万人，真相是什么？惨不忍睹

　　咸丰四年(1854年)，当曾国藩发表战斗檄文《讨粤匪檄》，号召天下读书人共同抵制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洪秀全早已攻下南京。

　　这个来自广东花县的客家人，早期活动和传教的地方，都是客家人聚集地。拜上帝会的核心成员，也以客家人为主。

　　道光三十年(1850年)，八月。广西贵县一个客家富户，名叫温亚玉，打算纳已同土著汉人订婚的一个壮族女子为妾，遭到土著汉人的反对。

　　这件小事，引起了贵县客家人与土著汉人间大规模的械斗。

　　客家人败北后，房屋被土著汉人纵火烧掉。大约3000名无家可归的客家人，干脆加入了拜上帝会，寻求庇护，并成为金田村燎原之势的重要火种。

　　凝聚力强而习惯于武力自卫的客家人，在不断的移民迁徙过程中，在与比邻而居的土著的对峙中，自成一系，极易触发暴力行为。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正是土客矛盾激化结出来的“奇葩”。可以说，太平天国运动是民间械斗的升级版。

　　与此同时，他的家乡同胞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大械斗。但在太平天国的“光环”下，这场战争，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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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丰皇帝曾向福建布政使张集馨打听民间械斗的情形。以下是君臣的部分对话实录。

　　咸丰帝：械斗是何情形?

　　张集馨：即战国合纵连横之意。大村住一族，同姓数千百家;小村住一族，同姓数十家及百余家不等。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咸丰帝：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集馨：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颇有父帮大姓，子帮小姓，互相击斗，绝不相顾者。

　　咸丰帝：杀伤后便当如何完结?

　　张集馨：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官往查拿，早经逃逸……

　　咸丰帝：命价每名若干?

　　张集馨：闻雇主给尸亲(死者家属)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这个江苏仪征人还跟皇帝调侃，说这些民间械斗的死难者“勇则有之，忠则未必也”。

　　因为福建、广东的械斗传统“声名在外”，被任命到这些地方的官员，多少都有点头大。

　　清代不许官员在原籍任职，派到闽粤两省的外地官员，因为语言障碍，很难真正融入当地的政治环境。

　　当地大族一般也不会把外地来的地方官放在眼里。

　　粤东民情彪悍，惠州、潮州、嘉应三地最能打，也最敢打。地方官想在这三个地方征收钱粮，要募集一帮更能打、更不要命的人下乡催收，否则一个子儿都收不上来。

　　最离谱的是潮州府下的普宁县，不要说收不到钱粮，就连官方的户口登记系统都是瘫痪的，当地人处于政府压根管不着的状态。

　　这么彪悍的百姓，都是在宗族械斗的传统中练出来的。

　　郭嵩焘代理广东巡抚期间，发现粤东的风气，已经影响到了广府一带，东莞、新安(现深圳市)诸县，在彪悍斗狠方面，跟潮、惠的风气相当接近。这些县的富家大族，自行营造土城，大量购买枪炮，干啥呢?干强抢豪夺的勾当，俨然地方一霸。

　　离省城那么近，派兵去抓捕，派的人少了，他们就公然拒捕，派的人多了，他们早已收到风声，逃之夭夭。

　　当时，在全国的军事版图上，潮勇跟湘勇、楚勇一样，以强悍、能打死仗出名。在省内，东莞勇则与潮勇齐名，都相当强悍嗜杀。这其中，还有一支客勇。客勇也不是吃素的。

　　咸丰四年(1854年)，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广东天地会发动了洪兵起义。

　　洪兵的目标是“擒龙拿虎，劏羊拜佛上西天”。翻译一下，就是拿下石龙、虎门(现均属东莞)、广州(俗称羊城)、佛山，然后挥军西进广西。

　　可以看出，洪兵的活动范围集中在广州及其周边一带。

　　官府对付洪兵起义，倚仗的主要力量就是客勇。当时率官兵在新会、鹤山边界抗击洪兵队伍的赵源英，对客勇打仗之英勇，印象深刻。

　　赵源英的官兵中，有1000名鹤山的客家人。他说，这些客家人身裹旧棉胎，天气很热也不解下来，迎着敌人的炮火前冲，直到与对方肉搏，用刀相互砍斫，生性相当勇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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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府招募客勇对抗洪兵，是有深层次原因的。一个是，清廷正规军无论是八旗、绿营，当时已经腐败堕落到不堪重用。

　　更重要的是，洪兵的参加者多是土民(珠三角本地居民)，官府深知客家人与广府人素有嫌隙，矛盾很大，所以想利用他们的对立情绪，激发客勇的战斗力。

　　这一用心，蛮险恶的。

　　不过，广东土客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什么秘密。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攻打广州城的时候，英国人一度就想利用客家人与广府人的矛盾，打算从香港招募一支由200名客家人组成的特种部队支援攻城。

　　珠三角的土客矛盾，是由移民引起的。

　　明朝晚期以来的人口增长趋势，使人均土地占有率下降到了危险的临界点。广东的数据是，从1685年人均耕地27亩，降到1780年代后半期的人均两亩多，进入19世纪后，更减少到不足两亩。

　　许多家庭必须应对这个残酷的问题：要么弃农从商，要么移民迁徙。

　　全家、全族乃至整个乡里前往外地，寻找可供耕地的土地，这种情况在闽粤两省，时常发生。这样，客人(新迁入者，即客家人)与土著(先迁入者，即广府人)势必产生资源的竞争。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暴力的使用。

　　在广东省内，客家移民从东部的嘉应州、惠州府西迁，进入广州府、肇庆府之后，与当地土著的矛盾和冲突，就此埋下了引线。

　　广府人早已占据了当地最好的资源，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压迫新来的客家人，还在文化上歧视、丑化客家人。他们称客家人为“匪”，为“贼”，或者给“客”字加上反犬旁，表示客家人野蛮、未进化。

　　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关于语言的鄙视链。我们知道，中原人瞧不起南方人(包括广府人)，一个根本原因是语言不一样，无法沟通，所以直接嘲笑南方方言是“南蛮鴃舌”。结果，作为被嘲笑的对象，广府人竟然把这个词捡起来，用到了处于鄙视链更底端的客家人身上。

　　别人嘲笑我的，我将转嫁到别人身上。人群的优越感，往往通过这种鄙视链来传递。

　　土客双方最终酿成械斗，表面原因大多正是因为语言沟通而起，故而也被称为“分声械斗”。

　　处于鄙视链底部的人群，从来不会甘愿受鄙视。所以，面对中原人“鸟语”的嘲笑，广府人的回应是：我们才是中原古音。同样的，面对广府人“鸟语”的嘲笑，客家人的回应是：你们也配?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原古音。

　　这正是：别人用正统打击我，我就建构一套正统反击他。

　　但是，语言分歧还不能算是土客械斗的根本原因，经济和制度原因才是。

　　客家人为争夺坟山、墓穴，而引发的民间械斗，在闽粤两省的发生频率，就跟在东北见到“你瞅啥”“瞅你咋滴”之类的骂架一样普遍。

　　客家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争夺坟地?其实，从制度上就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

　　清代律例对客民在移居地落户，作出了极其严苛的规定。严苛到要求客民须在该地居住20年以上，且须置有田产、庐墓，才能够申请落籍。

　　客家人为了获得法定身份的认可，于是一方面努力积累经济实力，购置田产，另一方面还必须谋求墓葬之地。

　　跟现在一样，户籍不仅是合法身份的象征，还是谋求向上流动的必要条件。

　　最关键的，就是学额(府县生员录取的名额)分配。因为土客学额之争，使得双方的士绅都抛弃修养，直接成为械斗中的带头人。

　　客家人谢元位，原籍嘉应，乾隆十一年(1746年)起携眷寄居高明县，置有田产。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他的儿子谢国佐，以寄居满20年，申请在高明县参加科举。

　　结果，土著生员谭瑛等人极力阻挠。高明知县因此批复称，谢国佐有原籍，应回原籍考试。

　　谢国佐不满，告到省里，得到的还是同样的结果。

　　一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整整十年，谢国佐仍不死心，一直在为学籍之事上访。尽管清朝律例明确规定了落籍、学额等条件，谢国佐认为自己的条件完全符合规定，但在地方势力的干预下，他的执着，如泥牛入海。

　　在这期间，高明土著士绅也没闲着。他们也在一路控告谢国佐等客籍生员冒籍捐官的问题。

　　双方控诉往来，最后以土著的胜利告终。

　　客家人争取入籍与学额之路，异常艰辛，由此可见一斑。

　　一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在一些客家人集中的县州，政府才准许另编客籍，单独给予一定的生童名额。尽管名额很少，限制颇多，但客家人在科场上总算有了一席之地。

　　发出《讨粤匪檄》的曾国藩，早年考科举，经常抱怨自己没天分。如果他是一个客家人，他或许连抱怨天分的资格都没有，他要先抱怨制度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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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清初算起，经过100多年、五六代人的隐忍抗争，到道光、咸丰时期，广东中西部的客家人已经不像他们初来乍到那会儿，满足于蜗居穷乡僻壤，做佃农帮佣。

　　一些家族开始“反客为主”。

　　这些发展起来的客家人为了取得广府人的田地，引诱土民子弟参与赌博，通过借贷给他们，最终让他们以割让田地来偿清巨额高利贷。

　　广府人压迫客家人，这么多年，压迫习惯了，突然面对客家人的经济崛起，没有羡慕，只有嫉妒恨。客家人则一直不习惯被压迫的日子，总在寻求机会“反客为主”。双方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

　　咸丰四年的洪兵起义，给客家人送来了复仇的“机会”，也最终将一场旷日持久的土客大械斗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最爱君前面讲过，广东官府因为正规军战斗力不行，于是通过招募客勇剿匪。这些客勇杀红了眼，最后假公济私，开始有意识地报复广府人。

　　鹤山、开平等地的客勇最早偏离了帮助政府镇压洪兵的轨道，将矛头对准日常生活中的“仇人”——广府人。他们任意指认土著居民为洪兵成员，肆意屠杀，然后占据其田地、坟山。

　　其中，打杀广府人最落力的是武举人出身的客绅马从龙。他请得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准许，以带领客勇清剿洪兵余孽为名，诬蔑土著为匪党，肆行杀戮，使得这股报复土著的仇杀之风，蔓延至广东多个县。

　　这场土客大械斗，从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持续到同治六年(1867年)，长达13年。有学者估计，在这场械斗中，双方的伤亡达五六十万，即每年四五万或每天在100—150人左右。

　　这是一个偏保守的数据。根据广东地方文献记载，这场大械斗的死亡人数当在百万级别。民国《赤溪县志》记载此事说：“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蔓延六七邑。”

　　根据历史学者刘平的研究，土客大械斗的波及范围应该在珠江西岸的17个县，包括鹤山、开平、恩平、新宁、新兴、阳春、阳江、高要、高明等等。

　　史载，当时土客双方的日常生活已经进入军事化状态，“士农习战，人皆带剑，户尽佩刀，巨炮洋枪，视为故物，碉楼寨栅，俨若长城”。

　　客家人诉诸暴力，广府人也不是省油的灯。

　　在周围各县土客械斗战火烧了两年之后，咸丰六年(1856年)，新宁县土绅李维屏等人联络开平、恩平两地土绅，图谋共同“灭客”。为了取得广大土著的支持，这些土绅极力宣传客勇仇杀土民的行径，土民为求自保，纷纷响应，采取武力对抗客民。

　　于是，广府人用红旗，客家人用白旗，分旗列阵，互相动员，双方的血腥残杀在一片红白之间，渐渐失去了边界。

　　械斗最激烈的时候，双方都采取“铲村”政策。就是说，聚集武装，血战到底，摧毁对方的村庄，抢掠妇女财物，最后一把火把村子烧了。被害的一方则重新聚集力量，杀回来进行报复。如此往返，死的死，逃的逃，田园大片荒废，村落成为废墟。

　　新宁东路的赤溪一带，客家人与本地人向来相处和睦。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客民知道械斗不可避免，但为了维持和平局面，还是努力通过土民士绅，在一座庙内歃血会盟。土客双方立下毒誓：谁先开启战端，谁就遭灭族天谴!

　　然而，再毒的誓言也挡不住理性的丧失。仅仅一个月后，广府土著在赤溪一个叫火烧寮的地方先动手，杀死一名客家人。

　　战端开启，遂不可收拾。赤溪三面环海，北面又是广府人聚集地，客家人无路可逃，只能应战。这一战，就是整整11年。

　　最惨不忍睹的一次，是河洲村的械斗。广府人雇请匪勇分路来攻，客绅钟毓灵率壮丁抵御，立寨固守。钟还约请周边客村联合设防。但终归抵挡不住土民的强大攻势，此战，河洲村男女死了数百人，领导者钟毓灵则被掳到新宁县城进行肢解，土民争啖其肉，惨不忍睹。

　　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新宁县内许多客村相继沦陷，成千上万的客家人只好趁夜西迁。其中一路西迁的客家人在凌晨时分，遭遇广府人伏击。突然锣声四起，广府人分头截杀，客家人惊慌四散，最终遇害者高达4000余人。这是土客互斗以来，客家人被杀最多、最惨的一次。

　　这次遭遇战给客家人留下难以磨灭的惨痛回忆。客家人认为，当天因为扶老携幼西迁，行程缓慢，加上沿途经常有婴儿啼哭，这才被广府土著察觉并连夜纠众截杀。

　　此次教训之后，客家人凡是携眷迁徙，途径土民聚集地，都要用棉花塞住小孩的嘴，或用鸦片烟膏涂口，让小孩醉而不啼，但因此闷死的小孩不在少数。

　　客家人的另一次大厄运同样发生在迁徙途中。当时新宁西路的客家人富户迫于原居住地被广府人占领，集体乘船迁往曹冲、赤溪。不料，出海即遭遇海盗抢劫，被劫去金银20余万，男女被杀及封闭船舱内闷死者达2000余人。

　　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除被杀戮外，年轻男子还被广府土著掳掠，运到澳门，再转卖往秘鲁、古巴作苦力，俗称“卖猪仔”。土客大械斗期间，被土民掳卖的客家人，人数大约两三万。

　　客家人损失惨重，但广府人也付出沉重代价。史料记载，当时“凡土客互斗地方，皆白骨遍野，骷髅成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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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而言，因为人多势众，广府人在械斗中相较客家人占有军事优势。但这还不够，广府人利用政治优势，不断向上控告，由县到府，到省，再到北京。

　　他们的控告实际上怀有强烈的私心，不是要官方派人客观调解土客双方的矛盾，而是单方面请求官方派兵驱逐、弹压客家人。

　　广府士绅的“上访”起初并未引起重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洪兵叛乱初期，参加者多是广府人，官方决定招募客勇讨贼，所以不可能站到广府人一边;二是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等不良大局，拖住了政府的心力，土客械斗被当作民间私事冷处理。

　　同治四年(1865年)，广东恩平举人冯典夔到京上访(即“京控”)，指称客家人自倡乱以来，前后杀广府土著十余万，焚毁村庄、劫掠妇女不可胜计，要求朝廷出兵平定“客匪”。

　　当时的广东代省长(署广东巡抚)郭嵩焘对冯典夔的控词提出辩驳，客观地指出土客双方经年累月的大械斗，根本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可言，也没有是非曲直可论，而且双方互相掳杀，伤亡都很大，各至数十万人。

　　郭嵩焘说，在大械斗中，土客两方都不可理喻，都无比残忍。“客民残杀土民，掘毁坟墓，洗荡村庄而以为固然;土民残杀客民，屠灭种类，霸占田产而亦以为固然。”

　　总之，双方都彻底失去理性，应各打五十大板。郭嵩焘强调，切不可光听广府人的一面之词。

　　朝廷吸纳了郭嵩焘的意见，专门发文强调，处理土客冲突，要一体同仁，应该“分良莠”而不是“分土客”。

　　但在实际执行中，政策还是变了形。官方态度明显偏向广府人，批准广府人建立团练，剿办“客匪”。政府也不时派遣军队围剿客家人。果然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等到曾国藩灭了太平天国，洪秀全去见了上帝之后，帝国大局逐渐安稳下来，官府才有心力去应付广东的土客大械斗。

　　一个隐秘的原因是，帝国统治者也害怕，迁延日久的土客械斗发生性质演变，由民间互斗变成举旗叛乱，再生出一个太平天国，那大清剩下的半条命就要彻底搭上了。

　　接替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的蒋益澧，莅任之初，就定下剿办“客匪”的政策。

　　蒋益澧是湖南人，左宗棠的亲信。他调来数万湘勇，用于剿办“客匪”。但在实战中，这些大名鼎鼎的湘勇，对阵客勇并未尝到甜头，反倒时常吃败仗。

　　原因很简单，客家人久经战斗，视死如归，又恨官兵不察客情，助土为虐，所以打起仗来尤为勇猛。

　　广府人对官军也时常不领情。他们不时会伏击官军与客民。潮州总兵卓兴一路护送投诚的客家人，行至恩平之唐劳一带，恩平、开平等县的广府土著沿路掳杀客家人400余名，还劫杀护送的官军，进攻官军营盘。此事令卓兴大为恼火。

　　广东，被称为中国最能打的省份，从土客双方对待官兵的态度和战绩，可以知道这个称号不是盖的。长期的暴力械斗传统，实际上使广东民间形成孔飞力所说的“地方军事化”。他们有胆量，也有能量抗衡官方势力，一旦他们认定官方不能遂其愿的时候。

　　在剿办“客匪”时，蒋益澧使用一种叫天花炮的炮弹，一旦落地炸裂，十丈之内，房屋倒塌，全无活物。

　　不过，客家人很快观察发现，这种炮弹由火线引爆，从坠地到爆炸，有个时间差。于是妇女儿童每次看到炮弹射落，争先跑上去，摘去火线，将炮弹交给客勇指挥者。

　　听到消息后，估计蒋益澧整个人都黑线了。

　　这也促使蒋益澧产生了从剿到抚的思想转变。据说，蒋益澧在巡营时曾登上山顶，望见客家人的堡垒内，男耕女织，儿童读书，井然有序，恍然大悟客家人非贼，他们只是守死自卫而已。

　　客绅头目此时也冲到军营，面谒蒋益澧，表示愿意放下武器，拥抱和平。蒋益澧大为感动，即刻转向促使土客息斗和好的路线。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一批客家人前往广府人的地盘内扫墓。

　　过去的十余年间，土客双方互有攻占，导致广府人有祖坟落在了客家人占有区内，客家人也有祖坟落在广府人占有区内。蒋益澧促进土客联和的第一招，就蛮打动人。他谕令土客绅民不得阻拦客家人或广府人互相入境扫墓，尤其应当妥当保卫对方的祖坟。

　　早已厌战的土客双方，此时内心的愤怒被短暂软化。

　　作为土客议和的一个主要成果，官方将客家人相对集中的新宁赤溪单独设厅，听任客家人迁入。民国元年(1912年)，赤溪厅改赤溪县。

　　持续了13年的血腥大械斗，落下帷幕。但它在土客双方的集体记忆中，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此后，一旦陷入现实的口角，广府人和客家人就会轻易调动历史的仇恨，再次撕裂那个表面已经愈合的伤口。

　　郭嵩焘曾近距离目睹那场血腥大械斗，他为此反复哀叹道：“劫运生于人心，人心知悔则劫运立消，人心交相为构则劫运滋烈。”

　　但愿我们的民族，可以以更文明的方式，调解彼此的争端，永远不要陷入残暴而非理性的缠斗。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