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于天宝几年?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于公元755年至763年所发生的一场叛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耽于享乐,使国政先后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又放任边地将领拥兵自重,安禄山任三道节度使(平卢、范阳、河东),军权在握。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发动兵变,翌年就攻入都城长安,安氏称帝。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皆采以守势,但不为杨国忠所接受,被迫出战,最后以失败收场。唐玄宗逃入四川,到了马嵬坡途中六军不发,有将领请杀杨国忠与杨贵妃,后兵分二路,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后世史家认为“马嵬之变”是一场“有计划的兵变”。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灵武,在今宁夏灵武西),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常山(河北正定),击败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及后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在唐军的收复下,另一叛将史思明投降。
758年,由于朝廷一项暗杀史思明的计划外泄,史思明发动兵变,杀安庆绪并称“大燕皇帝”。至761年,史思明被其儿子史朝义所杀。翌年,唐代宗继位,并从叛军中收复洛阳。最后史朝义被李怀先逼迫自杀,八年的安史之乱结束。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安史之乱起因
唐朝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755年12月16日星期二),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节度使之士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十五万士兵,号称二十万,在范阳起兵。天宝十五年占领长安、洛阳,进入安史之乱的最高峰。
安史之乱重点人物
* 安禄山:其先祖是西域粟特贵族,因功受唐王朝赏封赐姓“安”。
* 安庆绪:安禄山之子。
* 史思明
* 史朝义:史思明之子。
* 高仙芝
* 封常清
* 哥舒翰
* 陈玄礼
* 郭子仪
* 李光弼
* 许远
* 张巡
* 颜杲卿
* 鲁灵
* 张介然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 唐末藩镇割据形势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廷”,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 书本《安史之乱》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 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第五,安史之乱,促使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四海南奔似永嘉”。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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