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产生在明代中后期,“它与清代考据学不论从时间的前后衔接,还是从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的继承和发扬上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清代考证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等等,考证方法大同小异。到了章学诚,又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又前进一步。
产生原因,学者尝以为清代考据学之兴盛缘於清初的文字狱政策。清代考据学与文字狱的关系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清人从事考据学是为了逃避文字狱的迫害而躲入故纸堆中。较早持这种观点的有章太炎、梁启超等一代大家,鲁迅、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郑天挺等先生都持类似的看法,文字狱成因说几成定论。例如孟森说:“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於经学,毕注於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明清史讲义》)。萧一山说:“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在异族的钤制政策下,不甘心作无耻的应声虫,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党,自由研究学问,也怕横撄文网,那还有甚么办法?只好"明哲保身","尚友古人",向故纸堆里去钻了。”(《清史》),作用及影响,关于清代考据学对后世的作用和影响,有些学者认为,考据学“了无益处”、“究复何用”,完全否认考据学的价值和对后世的贡献。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清代考据学者不仅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还对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和爬梳。他们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许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使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大体可供阅读研究。
如果没有清代考据学者的整理与研究,近现代学者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耗费多少精力。尽管其研究和整理尚未能进入理性的批判与反思这一层,但他们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翔实可信的资料。诚如郭沫若所说:“欲论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的确,清代考据学是研究传统文化学术最基本的方法。不论是近代学者,还是现代学者,无论其承认也好,讳言也好,只要是以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为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的,都或多或少地要运用清代考据学的成果和方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代学者对清代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的广泛运用和借鉴,充分说明了考据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特别是清代考据学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怀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于超越前人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攘人之美”、反对抄袭的学术规范,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言:“考证学直至今日还未曾破产,而且转到别个方面和各种社会科学会发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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